干部选任责任追究机制问题研究

　　三是掩盖责任的方式比较多样。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把个人责任隐含于集体责任之中。如做出考察结论时，考察组组长的意见一般起主导作用；决定干部任用时，主要领导最后拍板代替民主集中的现象依然存在。但是由此产生的责任往往由集体承担。第二，以合法的形式反映少数人意志。少数领导明线走程序，暗线搞“内定”，通过“授意”、“暗示”或者“画线定调”，让组织部门以组织名义进行提名推荐、考察，使整个选任过程“程序到位”，使违规行为合法化。第三，用假象掩盖真相。少数干部善于伪装、隐藏，善于作秀，在被查处前大都冠冕堂皇，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

　　3.从问责内容来看，存在弹性较大的现象

　　一是个别责任认定难。比如，《责任追究办法》把拉票作为非组织活动来看，属于被追究责任的情形。但是，在真正的选举竞争中很难避免拉票，特别是从基层直选的试点情况来看，选举中的演说、承诺实际上就是为了展示自己，获得选票；还有以组织名义“做工作”，以便确保上级内定的候选人“高票当选”的情形，这与拉票无异，只不过拉票的主体不同而已。因此，如何认定拉票是非组织活动比较困难。

　　二是追责依据取证难。一方面，干部选任工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为过程，其中很多环节的参与主体是一个群体，这导致调查取证艰难。如在民主推荐、常委会票决等环节，通常采取无记名投票，参与人受舆论、感情等因素的影响，推荐或任免问题隐藏很深的“带病”干部，这就造成了“向谁调查“的问题。在考察环节，由于参与人对干部德和绩的标准把握不准，做出了不符合实际的评价和判断，造成了“调查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组织部门对干部选拔任用问题的查处只能通过谈话、查阅资料等手段来获取证据，缺乏办案的硬性措施和办法。

　　三是归责尺度把握难。《责任追究办法》规定，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民主评议、民意调查中，本地区本部门群众满意度明显偏低、选人用人方面问题突出、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经组织考核认定，应当追究负有责任的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的责任。这里，存在一个归责尺度的问题。群众满意度达到多少，才是高；低于多少，才是低；干部群众的反映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强烈，什么情况又不算强烈。这都缺乏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

　　4.从问责结果来看，存在处之偏软的现象

　　一是情面关系。自古以来，人情关系在我国民众心中普遍存在。从问责对象来看，他们在工作中与问责主体之间一般都建立了比较深厚的感情。当责任追究涉及领导干部时，碍于情面关系，问责主体往往采取保护性的措施，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问责的过程就成为走过场。也有的在交往中自有短处，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不敢动真格。在反腐实践中，比较典型的“主仆关系”是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李真与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面对群众接连不断的举报，程维高曾两次致信中央有关部门，对李真的问题进行公开庇护。

　　二是领导意志。在我国的现行领导体制中，一把手拥有特殊地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