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举债政绩”的病理机制及其防治
| 步强化。考评标准的模糊性基于三方面因素：其一，考评等级拉不开档次。考核结果一般分四个等级即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而实际工作中由于受好人主义和利害关系的影响，绝大多数干部的考核结果都集中到了称职这一层级上，使考核丧失作用。其二，考核标准过于笼统，缺乏细化与具体化。我国目前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中规定的“德、能、勤、绩、廉”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其三，考核方法定性有余、定量不足。以定性考评为主，不仅造成考核缺乏科学性，还造成干部选拔方面的“盆地化”、“条条化”、“身边化”。既然考评无法约束地方干部的举债行为，“举债政绩”就不会因考评而受到影响和制约。由考评机制造成的地方官员的“举债政绩”，可归结为考评机制的褊狭性。不注重扩大考评主体，不明确考评的内容，不细化考评的标准，就难以推进考评机制的科学化，也就难以以科学的考评机制来约束“举债政绩”。
3. 无效的追惩机制泛化了“举债政绩”。如何正确认识“举债政绩”，如何从政策层面规约它，直接决定着“举债政绩”的生存空间。但是，判定“举债政绩”非常困难，确实存在着技术上的难度。所以，不少打着为地方发展举债幌子的人，很容易逃避举债责任。有些地方之所以热衷于“举债政绩”，不仅在于其有举债权力，更在于他们绝少承担举债的责任。从政治学理论看，权力与责任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一旦出现无责之权，就可能伴生权力的滥用。当地方政府有举债之权而无举债之责时，他们便会大行其权，于是便出现了“上届政府拼命借钱，下届政府拼命还账”的情况。这实际上还算比较好的情况，最糟糕的是下届也和上届一样去拼命借钱，而把还钱的事永远留给下一届。基于权责不对等和理性经济人的考量，出现能够还账的下一届何其难哉。只要举债权责不对等，绝大多数举债者能够逃脱债务责任，逃避本应受到的惩罚，就会进一步强化“法不责众”的心理。有学者曾指出，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之所以成为“政债”，其主要原因是干部政绩评价体系和标准出现偏差，对于政绩关注多，而对于“政债”关注少，这就使得制造“政债”的领导干部在获得政绩收益的同时并不需要为“政债”埋单。这样，“举债政绩”不仅是零风险，而且收益甚大，如此低风险、高收益的“债”转“绩”，自然会使“举债政绩”普遍化。权责不对等情况下的追惩机制是无效的，如果不针对地方官员的举债权力来强化其举债责任，不针对地方官员应承担的举债责任进行有力追惩，那么只能造就举债者的不惧心理，导致“举债政绩”的泛化。 二、“举债政绩”的防治措施 1. 创新干部的升迁机制。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干部升迁是个重要的问题。传统上只重有形政绩特别是经济成效，往往会造成干部唯GDP是从。实际上，GDP增长快、积累高不一定是经济发展富有成效，经济发展也不能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更不能简化为GDP增长。不仅如此，我们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中，虽然需外化甚至物化，但毕竟不能与经济增长、GDP提升完全等同。如果在现实中将经济增长和GDP提升等同于人的德才兼备，实际上就犯了“见物不见人”的错误。避免“举债政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