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的公民社会视角

　　四是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使社会整合难度日益增大。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结构分化简单化，导致社会管理也简单化。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阶层与群体的分化加剧，但这种社会分化不是以具有相对稳定的大多数社会成员组成的中间阶层为基础的正负向分化，而是带有明显的突峰式单极分化的色彩（高峰：《社会发展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基尼系数长期高于警戒线，其后果是在我国催生了一个控制社会资源的精英阶层，且精英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同时也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仇富”、“仇官”心态在弱势群体中较为普遍。在此情形下，弱势群体往往通过持续大规模上访来维护自身权益，或铤而走险，通过极端方式“讨回公道”，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不同社会阶层隔阂加深而政府又无力实施有效调控是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五是公民社会还不成熟、不强大，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远未形成。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虽然一部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高涨，但总体而言，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仍然不高，公共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充分，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单一，没有发挥公民社会组织自我协调解决行业内部矛盾的作用等。这些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公民参与和自我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程度。

　　二、公民社会蕴涵的社会管理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公民社会组织能有效协调利益关系，具有巨大的社会管理功能。具体来说，社会组织主要蕴涵以下五大社会管理功能。

　　第一，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有助于形成合理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否合理决定社会是否稳定。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才算合理呢？那就是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足鼎立”，各司其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游行、示威、罢工不断，甚至政府更迭频繁，但社会不至于发生总体性危机，根本原因就是公民社会发达，形成了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足鼎立”的结构关系（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几乎控制了所有社会资源，社会无自主空间，这是一种以行政性、封闭性、单一性为主要特征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后，这种社会结构迅速发生解体，整个社会呈现出碎片化的发展趋势（高峰：《社会发展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换句话说就是，“超稳定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而新的合理的稳定的社会结构正在生成之中。毋庸置疑，公民社会是构成稳定社会结构的重要一极。近年来，我国各类公民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并日益成熟，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与政府、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在形成。

　　第二，公民社会能够充当国家与公民矛盾冲突的“减压阀”。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直接面对民众，包揽所有社会事务，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导致产生矛盾时民众将矛头直指政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一些公民社会组织开始承担自我管理功能，公民将不满归结到社会组织，而不是政府。如今，面对与政府的矛盾，不少公民自己组织起来，派代表与政府沟通协商，有效缓解了政府与个人的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