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传统官场“亚文化”的阴霾
| 高高在上，想法搪塞敷衍。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大多在宦海沉浮多年，洞察做官的窍门，深谙在官场上投机钻营比正义、责任更为重要，表面文章比勤勉、奉献更为可取，献媚于上比惠泽于下更为妥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比立功建勋更为安全，由是导致官场投机主义的盛行。
晚清之际，社会上广为流传着一首词牌名为《一剪梅》的词，内容如下：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从容，议也毋庸，驳也毋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寥寥数言，极为传神地刻画了工于心计、善于钻营、明哲保身的政客的为官之道。据说，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三朝元老曹振镛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曹振镛才能平常，也没有什么显赫的政绩，但晚年恩宠有加，登上了为人臣子的顶峰。一日，某门生向其请教为官之道。曹氏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四、从臣民文化到现代公民政治文化 传统中国社会实质上是一个权力本位下的臣民社会，在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治理模式下，官吏手中拥有无限的权力与资源，各种官场“亚文化”、“潜规则”盛行，民众权利和利益得不到可以预期的制度性保证。因此，老百姓偶遇一个清官，便感恩戴德。在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曾对这种现象做过尖锐的批评：“人们围着一位刚刚离任的，坐在轿子中的长官，跪在地上，眼里浸满了感激的泪水。这就是中国人感恩戴德最好的证明，是中国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人民只知道这是恩惠，不知道这是中国官吏们应该做的事。”这实则反映了社会难以对逃避责任的官吏有效问责，民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青天大老爷”身上的事实。这种“清官文化现象”实质上是责任虚位与权力本位的黑暗政治现实的折射。在这种臣民政治文化背景下，社会自主意识严重萎缩，人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678页）。 这种臣民政治文化传统至今对我们的现实政治生活仍有影响。在今天，我们依然面临着革除既有政治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创造一个有利于政府责任实现的政治文化环境的重任。而要消除传统政治生活中的种种“亚文化”、“潜规则”，祛除权力崇拜与权力依附的阴影，就必须多管齐下，在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健全各类民主监督制度的同时，建设以公正、平等、自主、责任、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