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传统官场“亚文化”的阴霾

　　二、人情法则与“面子攻势”

　　传统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在关系导向型的熟人社会里，人情法则重于一切。为获取相对稀缺的资源，人们往往会通过人情关系与“面子攻势”影响掌握权力的相关人员，使其依照自己的意思改变处理问题的方式或是资源分配的格局，最终达到增进自己或是某一团体利益的目的。为了能同原本没有什么关系但具有交往（利用）价值的人建立某种关系，请托者往往会殚精竭虑，运用各种方法“拉关系”、“攀交情”、“认亲家”。为实现请托目的，他们还会利用请客、送礼等方式来不断加强彼此间的情感联系，以便增强自己对权力支配者的影响力。

　　在强有力的人情压力和“面子攻势”下，哪怕是最初志在坚持原则的人也不得不放弃初衷，给请托者一个面子。这一方面是因请托者大多是有面子的人，即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与身份的人，得罪不起，万一不小心开罪了哪尊神仙，自己日后可能会陷入被动；另一方面，人情有着难以估量的预期价值，如果资源支配者接受了对方的请托，就等于是肯定了对方的社会地位，增加了他的自尊，他会觉得“面子上有光彩”，而且欠了对方人情，一定要伺机回报，这样大家才“有面子”。在人际交往乃至公权力的行使中，我给了别人一个面子，别人就因之欠了我一个人情，万一哪一天我有困难，只要开口求助，对方便有责无旁贷的义务来帮助我。民间流传的“花花轿子人抬人”反映的便是这种人情回报的预期与面子“互动”（乃至“共赢”）之现实。
　　
　　然而，资源支配者给了别人面子，就必然要付出相应资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请托者都是公共事务与公共资源的管理者，因此，蒙受损失的往往是公共利益，没有路子请托的普通百姓则成了牺牲品。在这种人情法则至上的状况下，原则、正义显然已经无足轻重，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责任意识显然已经丢到九霄云外。

　　人情法则在中国传统官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是在人情法则的支配下，官场中人通常自觉地通过缔结姻亲、自认门生等方式结成一个个层层庇护、一损皆损、一荣皆荣的关系网。在处理问题时，为避免开罪于人，他们往往采取“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态度，一团和气，不讲原则，更不讲负责。人情法则在当今社会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现实中，个别官员对关系的膜拜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关系也是生产力”，为获取预期利益，不惜重金，到处编织对自己有用的关系网。甚至极其严肃的干部选拔任用，往往也会掺入很多人情因素。一方面，有些掌权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用手中的官位做人情，为亲戚朋友熟人大开后门；另一方面，一些求官者不惧党纪国法，到处拉“官”系、找“资源”，跑官要官。依靠这种手段获得官位者，怎能期望他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切实负起责任来呢？
　　
　　三、“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哲学

　　权力本位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权力高度集中，国王或皇帝对文武百官拥有生杀予夺大权，长期的高压、集权统治塑造出官吏的一种双面人格：对上奴颜媚骨，极尽逢迎之事；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