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权公开”的难点及对策

　　四是不断完善监督措施。监督与公开是共生的，公开会催化监督，监督又能够促进深入的公开。对权力的运行监督既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权力行使达到预期效果的保证。当然，对监督制度和有效形式的探索也是“县权公开”试点的题中应有之义。综合试点县的探索，主要有以下做法。其一是整合监督力量。整合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政协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力量，力图构建全方位的立体监督网。其二是畅通监督渠道，使监督主体能找得到最便捷的方式。主要是采取公布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的电话等方式。其三是加强舆情收集和反馈。比如通过现场办公会、书记信箱、书记手机短信、“民情专递员”对信息进行收集和反馈，也有的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媒体等方式对有关事项的监督信息进行收集反馈。

　　试点地区对上述四个环节的探索抓住了“县权公开”的关键，因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要做到真正的“县权公开”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随着改革的深入还会遇到很多问题，至少以下问题是必须思考的。

　　第一，如何追究违反规定后的责任。权责对应、责罚相当，这是权力系统运作中很重要的原则。但是相关的试点并没有涉及关于责任对应的问题。这并不是吹毛求疵，而是因为权力公开后不容回避的就是一旦发现问题怎么处理，由谁来问责，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责任，通过什么形式来裁判，这是一个完整政治流程设计的必然要求。因此，不管是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实践探索中，这都是不可以回避的问题。

　　第二，如何处理权威与公开的关系。“县权公开”的实质是对当前过于集权的县级政治生态的一次矫正。众所周知，我们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但实际上在基层组织特别是在县级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这也是县委书记这个群体经常出问题的原因。事实上，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还离不开具有绝对权威的政权，这既是我们发展阶段的要求，也是我们发展历史的要求。从发展阶段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期、发展关键期、矛盾凸显期，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高度集中的体制来源于战争年代，并在计划经济时期得到加强。传统的集权架构现在并未受到触动，这也意味着我们对这方面的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集权政治的弊端自不必说，但某种程度讲也是我们党在复杂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因素。我们一度也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探索，但总是逃不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因此，在“县权公开”探索中如何保证现有县级政权的权威和稳定的局面，同时又能够对县权进行约束和规范，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第三，如何推广依靠政治伦理推动的公开。这些试点县区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一把手的“自我限权，主动还权”，靠的是官员的政治伦理，否则一系列的改革将无法推行。睢宁县委书记王天倚认为：“如果一把手不想动、不愿动、不真动，那么在现有的政治管理体制下，县委权力的公开透明，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的公开透明，就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