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制度设计缺陷

　　第三，要明确问责的事项事由，解决如何确定追究责任事由范围的问题。现实中问责的大多数是对社会生活造成直接损害的公共事件。对造成社会普遍不满和震动的事件必须问责，但其范围也应科学界定。从制度化、规范化角度，可进一步确定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而采取不同的问责措施，以提高问责的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程度。在这一情境下，明确规定“问责官员”应负什么责任，怎样才能复出，什么条件才能升迁，问责制才有可操作性。解决这一问题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规定公务人员的各自职责，明确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使一个公务人员对履行什么职责、承担什么责任一目了然；另一方面，科学规范对官员问责的事项、程度，使党政干部对应承担政治责任、道义责任还是法律责任一清二楚。总之，事故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果会导致官员下台，官员心里要有数，老百姓心里也要有数。
 

　　第四，要明确问责的方式手段，解决如何追究责任的问题。问责的方式手段，是问责制的重要内容。方式手段真正落实了，问责制的意义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强化问责手段措施的落实，仍然是当前完善问责制过程中的重要任务。要完善问责的相关实体和程序法律规定，解决问责的方式、步骤和证据规则不清等问题，实现问责的制度化。官员问责的一般程序主要包括立案、调查、申辩、公布调查结果、提出处分意见和做出处分决定。官员问责程序的主要制度具体包括回避制度、听证制度、申辩制度、救济制度、公开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等。
 

　　第五，要明确问责的责任期限，解决追究责任时限的问题。现代行政伦理表明，对行政人员责任追究是有时效的。对于曾经负有责任而降职、免职、引咎辞职的官员，并非一概不能起用。如果因为一次失误，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这样的问责过于偏执。相反，给“问责官员”一个复出的机会，给那些改正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成绩的“问责官员”一个升迁机会，更能体现出制度的善意与理性。既要防止把那些被问责的官员一棍子打死，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也要防止过快地让其复出，甚至让其凭不正之风将问责的效果虚化。对于那些确有所长，或者在实践中重新赢得社会尊敬的，应当通过公开的方式，特别是通过群众选举的方式，允许其重新参政。对于主动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可以予以适当安排，并建立健全跟踪、考核、评价机制。对进步较快、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绩的，可根据工作需要予以提拔使用，努力形成领导干部既能上能下又能下能上的良好局面。

　　(原载《领导科学》2009年6月上)
　
　　责任编辑 王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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