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制度设计缺陷

　　二、对官员问责走过场挑衅党心民意

　　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政府官员都有明确的任期目标。如果在任期内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官员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即使事故不是行政一把手直接造成的，也应为此承担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但如果把被问责的官员撤职，风头一过就又悄然官复原职，或者易地任职，这种“避风头”式问责无疑是对问责制的异化，与行政问责制初衷相去甚远，让问责效力全无，其危害性是明显的。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有损政府公信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官员也是人，也会犯错误。“问责官员”并没有原罪，但被重新任用必须符合程序，尊重现有制度。如果复出无理、无据、无程序，那官员的复出就很难让人心服口服，这种“躲猫猫”似的问责制度本身可能就需要被问责。现在大多数地方复出的“问责官员”，都是在一种非常态、不公开、不透明的情况下被起用的，群众对其复出的过程不知情，从而认为政府有暗箱操作之嫌。这种人事任免公平公正的法定程序的缺失，破坏了公众对政策的信任感，自然会影响和破坏党委、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公信力和形象。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有悖现行法治精神。对官员问罪与定罚应该循法，量才与起用更应当循法。如果“问责官员”复出没有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仅凭领导者的个人意志，那么“法治政府”在民众心目中就成了口号。从目前看来，尚未形成一套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犯过错误或违过规的“问责官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曲线做官”、“异地做官”，甚至重回重要领导岗位，并掌握各种实权。很显然，在没有保证程序透明和公正的前提下就再次安排“问责官员”上岗，某种意义上，其必然呈现出“人治”特征，这是有悖于现行民主法治精神的。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冷却民众参与热情。对官员问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意的一种表达方式。实践证明，官员问责制的建立、完善和发展有赖于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也只有在群众积极参与下，才能对政府行为提出质疑并实施责任追究，才能增强政府对群众需求的回应性和调适性。“问责官员”接二连三“东山再起”，就是对民意的嘲弄。被戏弄的广大民众必然产生对政治的厌恶之情，随之生成的政治逆反心理也必然会使得其政治参与、政治监督的热情逐渐减弱，甚至会呈现出一种政治冷漠的心理表征。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消解制度警示作用。问责不是一种政治表演，不是为了做给舆论看和讨好公众，不是为了安抚死难者家属和平息公众愤怒，而是让官员为自己的失职付出代价，在问责中震慑官员，从而避免悲剧的重复发生。杀鸡骇猴、以儆效尤，问责的目的是强化官员的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