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制度设计缺陷

　　问责制操作程序大而泛之。制度设计粗疏，导致对官员问责过于随意。是否问责、如何问责，大都由地方、部门各自确定；问责往往因人而异，该问责的不被问责，或者问责过了头，甚至出现官员开会打瞌睡即被免职的简单式、粗暴式问责。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会被撤职，追究责任会追到哪个级别和何种程度，除撤职外还须承担何种责任，以后又如何复出，这些都还没有制度化和规范化。只有这一切成为稳定、必然的制度，才能给官员确定的预期。否则，官员只会对同僚被问责充满“碰上了就自认倒霉”的同情，而不会反思自身的职责。被问责者也会对被撤职毫无愧疚之感，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只平息民怨的替罪羊。

　　问责制监督环节不完善。完整的制度体系，一般都要包括制度的设定、操作和监督、反馈等环节，形成自足的闭合系统。目前，大多数地方的问责制体系缺乏监督、反馈环节，使制度执行的效果大打折扣。首先，在问责过程中监督不到位。由于尚未形成程序性问责，在问责过程中，谁来监督、监督什么、如何监督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这方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次，问责后的监督存在缺失。问责后的监督包括问责的效果如何、公众有何反应。就目前而言，这方面的监督还不够健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莫让问责变成平息民愤、取悦舆论的作秀

　　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不断规范和完善，与之相对应的官员复出机制却并不健全，相关规定十分模糊、笼统，缺乏操作性和程序性，弹性和随意性很大，成为实施问责制的瓶颈。当务之急，是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的原则，制定一部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厘定问责标准，规定问责程序（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做到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可喜的是，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标志着党内第一部专门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法规面世。贯彻好这一法规，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必须做到“五个明确”。
 

　　第一，要明确问责的责任主体，解决由谁来启动和实施官员责任追究的问题。完备的问责制必须具备完善的问责责任主体制度。在行政问责制下，须强化上级监督下级的责任，但根本上是为实现向人民负责的目的，不能将问责制简单地等同于上级惩罚下级。要建立问责的长效机制，在强化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问责责任的同时，必须运用已有的其他制度资源来健全行政问责制。按照国家制度的设计，人民代表大会有依照宪法和法律对各级政府监督的职权，人民政协可以通过政治协商对各级公权机构进行监督，人民团体因可以依法进行政治参与而有权问责，这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二，要明确问责的对象范围，解决向谁追究责任的问题。问责就需要严格划定责任对象范围，明确哪些人需要承担公共权力不当使用或者未尽职责的责任。问责对象的划定，要按照权责相一致的原则来进行。授权的范围有多大，就应当在多大的范围内问责。近年来的问责对象主要是针对行政官员，但考虑到现实的公共权力格局情况，问责对象的范围并不能限于此。而且，问责的介入时间也不应局限在事件发生之后，可以拓展到决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