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治理理论：治理的中国样态及其构建/周 莉 魏崇辉

 

　　目前，包括治理理论及其适用性研究在内的现有公共管理学研究，在本土化研究方向上呈现出不良倾向：有的是完全的背离，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于中国现实，既对西方理论没有完全理解，简单构造模型，用极其复杂的过程说明极其简单的道理，又对中国现实一知半解；有的仅仅从“民族情况”角度做口号式的呐喊。但不可否认的是，现有研究也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即西方治理理论如何适用于中国，治理的中国样态表现在哪里。我们进一步需要做的是，在本土化视角下对治理理论适用性进行解读。

　　一、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借鉴与超越

　　在分析社会学本土化时，有学者曾指出，本土化研究可以分为本土化的社会研究和本土化论，“前者是指被认为具有本土化特质和理论贡献的实质性社会研究，包括形成的具体概念和理论体系；而后者则主要是指在社会学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本土化主张与对这些主张的元理论反思，它们直接回答本土化‘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等基础性问题”［1］。综合起来，对治理理论适用性的研究可以界定为运用现有概念（本土或西方的），观察并解决本土现象与问题，创设本土理论。在此过程中，运用西方理论与方法，增强西方理论的适用性，推动本土知识的现代性转换。故此，在阐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之初，先要分析本土的现象与问题，在此过程中，自然会运用一些取得基本共识的概念，这为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人类社会沟通提供了基本可能。在此过程之中，渗入治理理论中带有普遍适用性的成分，即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及达致共同治理的先在条件——现代国家的基本构建与市场秩序的基本建立。因此，治理理论适用性的问题，在后发国家实质上就是多元主体在构建现代国家、建立市场秩序中实现共同治理的问题。

　　在经历了对市场的崇拜引致“市场失灵”、对政府的推崇引发“政府失败”之后，处理公共事务的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成为一种必需，治理理论应运而生。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需要多元主体从各自固有机理出发发挥应有的作用，与之相伴的是现代国家得以基本构建、市场秩序得以基本建立。当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建立市场秩序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轮替根本不同的中国政党制度更加凸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