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治理理论：治理的中国样态及其构建/周 莉 魏崇辉

　　（一）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国治理话语构建与传播

　　中国治理生存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之下。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对所处时代的描述一样，“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的走向。“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不管在价值上做出什么样的判断，这些现象都是既定的事实，因此，应该跳出价值的窠臼，正视并解决问题。对改革的认识与理解必定反映在治理理论与实践之中，这需要通过话语之间的相互交流、宣扬、推动甚至排斥，得以广为人知。

　　笔者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在逻辑严谨的情况下对社会提出一些哪怕在一般人看来“惊世骇俗”的观点，因为与权力掌控者相比，知识分子总是显得具有依附性与微弱性的，这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找到例证。但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话语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偏差，大量的研究关涉的是口号性的，而对于真问题的研究亟待加强。比如，笔者以话语为题名检索CSSCI数据库可见，对话语策略的研究、基于文本的话语研究占据政治学领域话语研究的很大部分。除此之外，将话语体系建设框定为“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话语创新”者并不鲜见。而治理只有体现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才是真实的，对民间话语的忽视与回避会使学术圈的话语研究只能停留在学术圈之内。再如，在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话语特色、话语渊源、话语价值、话语应用时［7］，我们需要首先界定的是，这里阐释的是政治话语。政治话语在当代中国的引领意义与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而相对而言，我们更加需要的是如何使这种话语成功实现与民间话语的衔接，或者说，如何成功实现其向民间话语的转变。因此，精准地进行治理话语研究，适时区分话语主体差异、话语功能分类、话语演化路径、话语传播方式、话语发展走向等是必要的。

　　（二）法治基础之上的制度化：政党权威、协商治理与传统文化的保障

　　话语体系的成功建设，归根结底需要依靠制度建设来完成，而制度建设需要法治来保障。这是治理理论给予我们的基本启示，也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缺失的。笔者并非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法制的成分，只是说缺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具体来说，其一，对于中国而言，现代国家的构建与市场秩序的建立需要依靠执政党权威的成功树立。执政党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带领民众构建现代国家，建立市场秩序，进而树立政党权威。而成功树立执政党权威最大的威胁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未来一个时期，如何有效应对挑战成为执政党能否成功树立权威的基本考验。其二，协商治理是治理中国样态的日常展示。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的基本形式是通过协商民主实现国家治理，均衡公共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发展。权威、共识、制度与法治是评价中国协商治理的基本尺度。［8］其三，传统文化的因素在中国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些旨在规避当时正式法律制度和政策规定的一些地方、企业的土政策，或打“擦边球”或&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