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治理理论：治理的中国样态及其构建/周 莉 魏崇辉

　　二、治理的中国样态：基于对治理理论适用性的阐释

　　如上文所指，治理的中国样态展示为现代政党权威的成功树立、协商治理的有序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一）政党权威的成功树立：中国治理的权威主义关照

　　政治的存在前提是，具有统治权威的国家公共领域支持一个维护公民自主关系的法制体系，具有统治权威的公共法律体制对自己的权力进行限定。［2］可见，权威是政治存在的前提要件。多样化的政治决定了权威存在形式的多样化。权威主义在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并在整个社会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语境下的治理不依靠政府权威，出发点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对立冲突，而中国治理则是执政党主导之下多元主体的和谐共进。拥有权威以主导治理是执政党的责任与使命，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和谐共进，这与西方治理存在本质差别。

　　虽然我们对学者归纳出的中国人的权威观并非完全赞同，但其中很多方面的确可以从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找到踪迹：因袭惯例，遵循习俗；不加批评地服从权威（父母、长上、超自然的力量等），特别是理想化的道德权威；好攻击（谴责、摒拒与惩罚）违反习俗与破坏成规的人；迷信，特别相信命运；思想刻板，爱用二分法；重视权威，强调严峻；不信任别人，总怀疑别人在进行某种阴谋；反科学，耽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甚或对自然现象持有一种有灵观。［3］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为基础的。基于不同权威类别，人类社会的统治形式分为克里斯玛型统治、传统型统治与法理型统治形式三种。其中，只有合理和法定的权威符合理性，才是现代行政组织的基础。当代中国治理权威树立要以法理型权威为基点，就必须基于中国人的权威观对于权威的树立做出本土的抉择。

　　（二）协商治理：政党权威的当代中国落地

　　中国政治社会的完整状况和典型特点是，国家整体层面的一元性、一致性与国家统辖下的政治社会的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结合，“大一统”与非均衡的结合。［4］从宏观来看，只有不断地走向平衡，中国民主化进程才能不断得以推进。平衡包含城市与农村之间、地区之间、利益群体之间、权威与自由之间、民主与效能之间、分权与集权之间的平衡等。

　　政党权威于普通民众而言需要借助协商治理得以落地。平衡性是中国人、中国社会的基本追求。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平衡性主要从横向上基于基层社会微观窥视协商治理，这种分析视角是立足中国共产党权威得以成功树立的基础之上的。所谓平衡性是指在三个人以上的互动中，个人必须依照一种根据特定的情境而确定的标准来行动。虽然这个标准具有突生性、暂时性和多变性，但它一旦出现总是给互动中的每一个体施加心理压力，让该个体不能自愿地或自主地按照其他标准来决定自己的所作所为，结果造成每一个体都意识到只有自己依照这个标准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