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数据开放中的政党责任及其实现／陈敦坤

　　1977年和1978年，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开始走出国门，作为改革重要推动力之一的出国考察潮兴起。国内外的实际情况使党内部分领导干部产生了强烈的落差感和紧迫感，这为党内首先形成一定要进行改革的共识奠定了基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改革”成为覆盖全社会的热词，中国社会也逐渐形成了关于改革的初步共识。［7］

　　然而，共识不是表面的普遍性赞同，而是要深入到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中，成为指导群体行为的一种力量，其形成往往需要经过深入的讨论、交流和协商，以确保各方的利益和观点都能得到尊重和考虑。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完成这项工作的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改革越全面、越深入、越向前，就越需要共识。越是改革到深处、难处、痛处，就越要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言，上下同欲者胜。孙武的这个军事心理学观点，还曾被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的新年贺词中引用。但是，改革不是完美无缺的，伴随改革而生的诸多新问题、新困难、新障碍、新阻力，都不可避免地会侵蚀来之不易的改革共识。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8］，这些都需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下功夫去完成凝聚共识的工作。

　　在2013年中共中央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后，《人民日报》曾连续多日头版头条发文，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凝聚继续深入推进改革的共识，认为“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改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呼唤改革，改革共识的凝聚正是改革攻坚克难的锐利武器”［9］。如果说改革之初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则要扫除利益“雷区”，因为在多年的改革进程中，在一些领域内形成了相对固化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将自身利益和政府的部门利益直接或间接关联，甚至成为这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中的一种社会现象。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更是一种自我革命［10］，因为这将导致权力构成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实质上就是要求公共部门的各级领导者必须真正地主动限制自身权力、消除部门利益，真正做到“是要动奶酪的、是要触动利益的、也是真刀真枪的”［11］，进行真正的制度创新。

　　既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说明我们的改革还存在很多“缺点”，还没有真正触及“灵魂”。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使用“真刀真枪”这个表达，就是因为在以往的改革进程中有太多的改革举措浮于表面、流于形式、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党中央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这种类似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决策，受到多样式的应付、敷衍甚至抗拒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 形成并凝聚对改革进行改革的共识，尤其需要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