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内卷”的现实困境、内生动力及破解之道／赵 洁

　　（二）“全能型家长”的大包大揽

　　基层治理作为政府治理的最末端，是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连接器”，本应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但是现实情况下，部分基层政府的“权力依赖症”使其在治理工作中更多地在回应上级而忽略群众。特别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部分基层政府如全能型的“大家长”，不愿意下放权力，过多地插手和干预人民群众的事务，看似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服务，实则逾越了管理的界限，反而恶化了基层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抑制了公民自主性的发挥，影响了“连接器”的畅通运行，进而阻碍了基层治理的创新发展。

　　（三）“数据烟囱”下的信息壁垒

　　职级和权力的不对等、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不顺畅等，导致信息资源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从而形成信息孤岛。重复的信息收集、录入和上报于无形之中增加了不必要的劳动投入，降低了工作效率，消磨了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引起了群众的反感情绪。同时，信息壁垒的存在也滋生了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促进了基层工作“内卷”的现象，阻碍了基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三、劳动异化：基层“内卷”的内生动力

　　商品主义和消费主义催生了精致利己主义，“剧场效应”之下的群体性模仿阻碍了个性发展的空间，非理性的内部竞争使人们逐渐失去了在对象化的存在中寻找自身意义的能力。“内卷”作为一个动词，即越来越向内卷曲，内部生存空间随之越来越狭窄，外部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很形象地描绘出了激烈内部竞争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基层倦怠治理的困境。“躺平主义”和“糊弄学”之风的袭来，使基层领导干部不得不正视基层治理“内卷”的问题。以科学和发展的眼光重新解读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对当前基层“内卷”现象的解释和探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自我剥削”现状下劳动本身与人之间的异化呈现

　　人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4］96，人们自愿、自觉地主动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的这种自愿、自觉的劳动一方面表现为自身劳动不受外界的驱使和压迫，另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在劳动之中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身和人之间的异化表现为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产品成为一个异己的对象，人们仿若流水线上的工人，从不真正占有自身劳动产品。伴随“内卷”的愈演愈烈，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传统意义上的“被剥削”转变为“自我剥削”，成为一种主动选择。人们的工作由自愿、自觉转变成为被自觉、被自愿，既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主动选择，也不能获得内心的幸福和满足，工作和劳动成为“自我剥削”和“自我压榨”的异化呈现。“内卷”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基层工作人员用来抗争压力的心理缓释和自我安慰的心理代偿。

　　（二）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