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负担的叠加式演化逻辑与长效减负机制探索／赵焱鑫

　　行政问责负担是基层工作者由于对过度问责的恐惧而产生的心理压力。当前行政问责的流程严格、结果严重，许多基层工作者受此影响形成了谨小慎微的工作作风。当积极作为获得的收益无法抵消问责预期带来的恐惧结果时，容易导致一些基层工作者基于风险规避而不敢作为，此前某些地方出现的部分基层工作者拒绝提拔现象也与此负担有关。除了过度问责，行政问责负担的另一来源是上级领导的责任甩锅。科层体制内上一级的领导者由于拥有相对于下属较高的权力和权威，很容易将责任转嫁给下属，将那些本应在本级执行的任务甩给基层组织执行，如通过签订“责任书”“责任状”的形式来下放任务。［3］基层在面对责任书的同时，既承担任务执行的责任，也担负被问责的风险。在这种权力小、责任大、问责严重的环境下，基层工作者产生“干好了没奖励，干差了被问责”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极易导致基层工作者的工作懈怠，基层工作者为了避免问责就会选择不作为。

　　（四）结构失衡与角色冲突：家庭生活负担的生成根源

　　从表面上看，家庭生活负担并不属于工作负担，但实际上与工作负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从现实看，家庭生活负担的主要来源是角色冲突：基层工作者同时拥有多重身份，在家庭的社会角色与工作的行政角色之间会因为结构失衡产生冲突。随着微信等网络虚拟空间全面介入日常工作，微信群的各种通知挤占了原本属于家庭生活的时间，使得基层工作者长期处于一种“身虽已下班，心仍在上班”的高度紧张甚至戒备的状态。许多年轻的女性基层工作者表示，基层工作多、任务重，家里孩子小，两头同时承受压力；男性基层工作者则需要面临赚钱养家的经济压力和基层待遇相对较低的现实，同时还失去了陪伴孩子成长的宝贵时间。家庭与工作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及其带来的角色冲突成为家庭生活负担的主要来源，这也是基层工作负担叠加式演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基层长效减负必须回应的一大难题。

　　三、应对基层负担叠加式演化的长效减负机制

　　（一）流程再造机制：基层工作的理性重塑

　　基层工作任务纷繁复杂，多数工作任务具有临时性、突发性、偶然性等特征，不同部门、岗位的职责之间也存在差异。各级政府应通过沟通协调、分析论证等方式帮助基层部门对各自的工作任务进行科学分类和流程再造，对于相对常规、内容相对简单的工作任务可以相对固定的流程模式予以固定，对于临时突发、内容相对复杂的工作任务可以经验教训的学习模式予以凝练，以此探索面向基层工作者的全方位流程再造机制。

　　（二）激励创新机制：职务晋升的德性补充

　　基层工作者面临的职务晋升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体制因素造成的，“僧多粥少”的客观现实需要基层部门及其领导干部在规则允许的条件下创新面向基层工作者的激励机制，尤其是在荣誉、表彰等方面。此外，要保证晋升提拔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一方面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另一方面要真正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晋升提拔原则，塑造良性的晋升环境，不断提升基层工作者对基层职务晋升制度的认同感和融入感。

　　（三）容错纠错机制：行政问责的闭环修复

　　行政问责是手段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因此应因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