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负担的叠加式演化逻辑与长效减负机制探索／赵焱鑫

　　首先，职业倦怠是基层工作长期处于压力环境而产生的一种消极怠政状态，主要表现为工作疲惫、专业效能下降等。有研究发现我国乡镇级别的基层工作者整体职业倦怠感最高。［2］一方面，繁重的工作任务使得基层工作者加班成为常态；另一方面，由于感到晋升无望，年长的基层工作者逐渐沦为“养老”状态，在实际工作中有着较强的责任规避意识。此外，多数基层工作者都面临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难题。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条件下，基层工作者的职业倦怠很容易产生。

　　其次，主动抽离是指基层工作者通过遴选等方式选择离开基层。实际上，遴选是我国公务员制度中的理性设计，不仅畅通了基层工作者的上行通道，而且有助于优化基层工作者队伍结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参加遴选可以视为应对负担叠加的一种积极状态。然而，基层工作者如果过于基于个体理性，就会以准备遴选为策略占据甚至替代原本属于自身的工作任务时间，进而导致基层工作绩效受损。从现实看，以遴选方式抽离主要发生在年轻的基层工作者身上，他们并不缺乏强烈的公共服务动机与扎根基层工作的责任感，只是因为所处的工作环境无法满足其预期或者对自身发展做出了悲观的预期，选择了抽离。无论是基于理性的抽离还是被迫的抽离，在某种程度上都会给基层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二、基层负担叠加式演化的生成动因

　　（一）形式主义与职责倒挂：工作任务负担的生成根源

　　形式主义是一种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不重视实效因而脱离实际的作风，是工作负担生成的主要原因。基层形式主义最直接的表现是“文山会海”与“痕迹主义”，此外，还有频繁的督查迎查工作。压力型体制、行政发包、责任下沉等体制性因素推动上级政府任务层层加码压在基层工作者身上，将包括基层工作在内的各级政府卷入“晋升锦标赛”之中，带来繁重的工作任务；职责倒挂意味着上级政府通过签订“责任状”的形式，使基层工作者承担了责任范围之外的任务，在权力—职责不匹配的条件下，任务执行受限，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工作负担。

　　（二）晋升困境与认知偏差：职务晋升负担的生成根源

　　对于基层工作者而言，实现职务晋升不仅仅是较高层次的需求，更是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表征。通过晋升提拔成为拥有一定决策权限的领导干部可以有效促进公务人员实质性地对地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进而促使其实现从公共服务动机到行为的有效转化。然而，现实中多数基层工作者面临着职务晋升困境。一方面，基层工作者不得不面对晋升名额有限而致使竞争激烈的现实，相对狭窄的晋升渠道在客观上限制了基层工作者的职业发展；另一方面，基层工作者还存在对职务晋升的认知偏差，即相当多的基层公务员在现实工作中产生了“会做事的不如会说话的”的错误观念。选贤任能是我国领导干部提拔晋升的首要原则与核心要求，基层晋升环境尤其要注意不能使这一原则和要求偏离原有轨道。基层工作者的职务晋升负担会带来诸多危害，比如，长期晋升失败的基层工作者会出现懒政怠政、得过且过、偏安一隅、拒绝提拔等错误观念与行为，还会对基层政治生态和工作生态带来负面影响。

　　（三）过度问责与责任甩锅：行政问责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