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时代城市基层网格治理运行困境与改革进路／马 俊

　　二、智慧时代城市基层网格治理的运行困境

　　（一）重物理空间，轻网络空间

　　传统网格化管理是由基层网格管理员以上门服务为主要方式，在治理理念上，物理空间思维比较浓重，网络空间思维相对淡薄。在智慧社会时代，“网络的迅速发展……使得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面临着实体空间的细分化与虚拟空间的泛在化断链脱节、技术运用的特殊性与网格化模式的特定性衔接不畅、多元主体离散与网格治理资源难以有机整合、网络价值冲蚀网格治理的连续性等治理困境”［2］。当前，不少地方尚未确立智慧治理理念，未能将物理空间、网络空间有效衔接起来，在实践中仅把网格治理平台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管控手段，在应对基层问题时，还是秉持单一的物理空间思维，而非立足信息化的双重空间思维，对虚拟空间的新理念、新方式吸纳、运用得不够充分，对网络表达与动员、网络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关注和引导不足。

　　（二）重数据收集，轻个人信息保护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和信息化的深入推进，政府借助网格治理提升了管控和服务能力，推进了数据共享。数据共享具有诸多优点：可以有效打破数据垄断、信息孤岛，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民开展相关业务提供便利，“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提高治理成效、降低治理成本等。但网格治理中对个人信息的全面收集和管理，也面临着隐私权保护方面的风险。比如，基层治理的多元主体之间关于社区居民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等权属如何配置？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等问题时，社区居民如何维权？这些问题尚未有明确细致、可操作性的法规制度予以规范。在收集社区居民大量的信息数据时，如何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隐私、确保个人信息安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重技术理性，轻人文关怀

　　智慧时代的城市基层网格治理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技术治理是一把双刃剑，在提升政府管理服务能力的同时，也减弱了人文关怀，在使日常生活更加便捷高效的同时，也导致基层民众的归属感降低。一些地方的智慧治理“加剧了城市的两极分化和社会隔阂，……产生了由技术官僚化带来的计算机官僚主义为城市设置的新的道德秩序”［3］。如果先进技术运用于基层治理只是为了提高对社会的管理控制能力，而不是为了更高效、更精准、更及时地解决基层现实问题，如果网格员仅将其职能定位为发现案源、反馈问题、协助政府部门执法，而不是利用前沿技术提升服务质量、加强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沟通，网格治理技术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选择性治理，冲击人文关怀。缺乏人文关怀和法律制度有效规制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就有可能沦为侵犯民众基本权利的新型、高级工具。

　　三、智慧时代城市基层网格治理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