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场域中技术赋权的 “双刃剑”效应与优化治理／王利平 黄 鹂

　　村民通过互联网所获得的并不仅仅是政务信息，还有很多娱乐性信息、科普性信息等，特别是在价值多元背景下，各种思潮充斥在网络中，那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偏激言论也会进入村民的视线，这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乡村和村民来说，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为村民的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也为那些反动势力、反华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便利，这些人善于通过微博、微信等将社会问题意识形态化，故意抹黑党和政府，企图控制社会舆论。如果村民不了解实情，就有可能被误导，对政府产生偏见，对中央政策产生误解，这是极其危险的。新媒体时代，村民也是信息传播的重要主体，他们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会进行信息发布，一些政治素质低下的村民很有可能借机来表达自身对政府的不满，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给政府造成压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有的村民造谣生事，弄得人心惶惶，威胁乡村社会的稳定。

　　（二）数字鸿沟扩大引发的分化风险

　　技术赋予了村民话语权、参与权、表达权，大大提升了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程度。技术赋权的前提是技术发展，村民获取话语权力的前提是技术使用。也就是说，能够利用互联网技术、善于使用微博和微信等媒介成为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各地区的信息技术水平不同、村民的技术素质不同，导致村民利用技术获取权力的程度存在差距，这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1］。另外，乡村社会正呈现出阶层分化的现象，大部分年轻人受教育水平高于老年人且外出务工，老年人文化水平较低且留守在村中，乡村社会成员逐渐分化为精英与大众两种身份的人群，政治参与话语权被打上了身份的烙印。政治素养较高的年轻人、精英人员能够使用新媒体，而老年人不善于利用互联网技术，这种差异造成数字上的“贫富分化”。在不同地区，这种差异也是比较显著的。比如，浙江、江苏等省份的互联网利用率要显著高于山西、甘肃等地区，全国范围内的“数字鸿沟”也在不断扩大。

　　（三）公共话语混乱引发决策风险

　　技术赋权扩展了公共能量场，为每位村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基础，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话语挤入公共能量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混乱局面，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政治参与是需要知识与能力作为背景的，并且需要在公共利益与自身利益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对政策和问题进行理性判断。但互联网技术的便利性和低成本使得参与主体的政治素质无法保证，且其政治参与权是不可剥夺的，这就使得村民所表达的话语质量参差不齐。地方政府制定公共决策，除了民主性，更需要科学性，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对村民话语进行筛选、整理与区分，稍有不慎就会降低公共决策质量。当政府决策质量下降、与优质话语持有者的期望不相符时，这部分群体就会心理受挫，继续进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就会降低，进而出现劣质话语对优质话语的挤出现象，这就是著名的“柠檬市场效应”。当劣质话语占据优势时，公共决策的科学性自然会受到影响。

　　（四）基层政府失信引发的信任风险

　　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差序即等级，等级不同，其关系和影响也存在差异。中国民众往往对中央政府高度信任，对地方政府则随着级别下降而信任度降低，呈现出差序信任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