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场域中技术赋权的 “双刃剑”效应与优化治理／王利平 黄 鹂

　　（一）打破了行政权力的话语垄断

　　现阶段，乡村治理内卷化现象严重，虽然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在不断建构与完善，但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使得“单轨政治”的局面未从根本上得到转变。“行政吸纳自治”的话语权垄断使得乡村治理中的公共参与缺位。技术赋权有效扭转了这种局面，完善了基层政权运行机制，实现了权力结构重置。技术赋权是行政权力专断解构的重要途径，它扩展了信息传播途径，促进了话语权向村民的回归。在原有的乡村治理过程中，基层行政权力由乡镇政府把控，信息传播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这实质上是对村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限制。技术赋权改变了信息传播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结构，信息以一种点对点的形式传播，政府独占话语权主导地位的局面被颠覆，很大一部分信息传播权由政府转移到村民。因此，技术赋权在解构原有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多元化、扁平化、开放化的权力结构，把草根阶层纳入公共能量场，使广大村民能够利用舆论话语权与行政权力相博弈。

　　（二）增强了乡村公共能量场的公共性

　　数字化背景下的公共领域基本上不存在集权，而是一种高度分权的状态，互联网技术强化了乡村公共能量场的公共性与民主性。随着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乡村社会经历了人民公社的“全能治理”阶段、改革开放之初的“威权治理”阶段。不管是处于哪种阶段，乡村社会都出现了现代化行政权力对公共对话空间的“挤出”现象，村民基本上处于一种沉默状态，他们对国家政策与公共治理不了解，也缺乏了解、参与的主动性。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村民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资源与信息，在知情权获得保障的基础上，话语权、表达权和参与权同时得到提升，村民掌握了政治参与的主动权，改变了原有的被动地位。也就是说，技术赋权改变了乡村权力关系。信息的获取使得村民的政治素质不断提升，其越来越能够理解公共政策与自身利益之间的关联性，如果某项政策不符合自身利益诉求或者政策执行存在偏差，村民就很有可能与地方政府进行交涉，通过公共对话来争取自身利益，成为乡村治理与变革的重要政治力量。

　　（三）克服了信息传播途径的单向性

　　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是中国政治体系的固有模式，政府掌握着各方面的资源和权力，并借由这些资本掌握着对社会舆论的控制权。但是，互联网技术使得信息的传播方式出现了根本性变革，广大村民可以借助新媒体等发声，由信息受众转变为信息传播者。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权力共享的过程，使得自上而下的信息单向传播模式被打破，形成一种双向和多向传播共存的状态。新媒体还有一项优势，即成本低，不需要传统媒体那样的结构性和技术性，也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只要有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和基本网络配置等物质基础就能够实现。即时性的网络信息传播可以实现与政府政策的无缝衔接，是村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有力工具。

　　三、技术赋权对乡村政治生态的消极影响：话语失灵风险

　　凡事都有两面性，技术赋权在实现乡村政治多元话语博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比如村民话语权表达无序、信息传播偏向等。这些风险影响着乡村政治的和谐发展。

　　（一）意识形态无序引发的政治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