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应对策略／张敬燕

　　从中国乡村文化治理体系演变的历史来看，乡村文化治理呈现出模式的“双向性”和特质的“结构化”特征。内生文化资源挖掘与外部文化建设的协同，共同塑造了双向互动的文化治理模式。内生文化力量可以组织和动员农民，承接外部资源输入，有效联结国家与社会；外部行政力量可以发挥引导和促进功能，提供有效的文化供给，确保乡村文化治理的方向。这种双向治理模式具有较强的统合功能，适用于乡村社会的乡土情境，构建了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

　　有效的文化治理体系由多种要素和力量长期交织碰撞形成，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对照性和适用性三重特质。结构性表现为多重力量和要素的组合与构造，主导力量与辅助力量和谐共生，并有效抑制单一力量的极端化弊端。对照性是可以进行纵向的比较，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文化内容，规范和消除负面因素，实现自我更新和蝶变。适用性是突破了强制性和个体性的失衡状态，使文化建设更具时代性和实际性，并能够得到农民的认同和承认，发挥软性规制和引导的功能。三重特质在历史演进、社会转型和自我调适中，形成了极具稳定性的治理结构，在组织农民、建设乡村和秩序维系中作用突出，也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导向。

　　二、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乡村文化遭遇裂变

　　乡村被纳入现代化总体进程后，从乡村形态、文化习俗、地域风貌到价值观念、农民认同和文化生活，从产业政策、经营制度、经营模式到收入结构、家庭分工等都发生了改变。随着乡村社会的边界开放，农民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就业结构改变明显，农民的收入更加多元，农民群体出现了分化，阶层之间出现了价值、行动等多领域的隔阂。同时，外部的消费主义、个体主义等向乡村渗透，侵蚀着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改变着乡村社会团结的基础和结构。这为非理性文化、边缘群体的出现提供了空间，使文化治理的社会、制度和秩序基础变得脆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社会呈现出的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实质上是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冲突所致。乡村现代化的不完整性和压缩性，导致文化的扭曲及再生产的乏力，文化传承的机制断裂、内容失衡，感官性和娱乐化的消费文化迅速挤占乡村空间，排斥着原有的内敛、保守和温存的乡土文化，使原有的内生型乡村文化遭遇裂变和解构。

　　（二）乡村文化治理的“空心化”

　　单向的城市化建设导致乡村资源持续外流，出现了治理主体外流、治理资源薄弱等问题，这弱化了文化运行的社会基础，制约着乡村文化治理的体系构建。一是文化治理主体的“空心化”。随着城乡发展失衡加剧，城市的“虹吸效应”导致农村“空心化”问题凸显。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流向城市，常年远离家乡和土地，虽然他们有着较为丰富的阅历、知识和技能，但在乡村建设中却处于缺位状态，他们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