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建设中数据传播问题与治理策略／罗 兰 范炜烽 金 晶

　　（二）技术依赖造成“数据鸿沟”

　　相较于基础设施更完备的地区或有条件受到良好教育的优势群体而言，贫困地区与弱势群体因为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知识水平限制，难以适应新兴的数字生活。大数据时代，这种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会因为过度的技术依赖而加大，进而加大两极分化风险，形成“数据鸿沟”问题。一是数字化区域发展不平衡。数字政府建设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多重支撑，相较于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我国西部或偏远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如果过度依靠数字技术，不仅无法实现预期建设目标，还会增加政府负担，影响政府正常运行，进而形成不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二是公务人员数字能力与现实需求不匹配。互联网推进政务系统完善的势能增强，政府工作方式开始大范围更新，而政府工作人员可能缺少相应的数字应用能力，很难快速适应数字化政务系统，在人员能力与技术使用间形成鸿沟。此外，如果数字技术不能实现与工作内容的有机结合，不仅很难实现提升工作效率的初始愿景，还增加了工作人员的隐性负担。三是特殊群体数字服务不成熟。在数字建设过程中，低收入人群、老年人、残障人士等数字边缘群体的需求往往易被忽略。一方面，面向残障人士的政府网站数据建设不足，如面向盲人的智能终端发展亟须完善；另一方面，数据传播方式更新快，针对该群体的数字技能培训不到位，如疫情期间老年人的健康码扫描难问题。并且，这些群体很可能使用的是“老人机”，无法灵活应用数字平台去表达自身需求，很容易导致这些群体产生“被数据时代抛弃”的消极想法，他们的基本需求也会因个人能力与数字技术间的鸿沟而无法被满足。

　　（三）现有制度难以保障数据安全

　　在现实应用过程中，数据滥用、公民信息泄露、数据丢失等问题十分严峻。就数字政府建设而言，由于这一过程涉及大量且复杂的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利用等环节，而各环节均可能产生数据安全风险，仅依靠制度规范或仅靠技术突围均无法保障大数据信息安全。一是数据传播存在“先实践，后规范”的“制度后置”问题。近年来，为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步伐、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各地出台了不少指导性意见，但大多是基于当地的政府实践，存在滞后性与碎片化问题。同时，我国关于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法律大多来源于行政法规，碎片化特征突出，立法层次也较低，且各类规范性法律之间具有很强的交叉性，未明确数据安全的边界与原则，很难指导实践。二是现有制度培养下的专业人员队伍发展与技术更新升级存在明显不足。政府工作人员队伍中掌握数字技术的专业人才极少，专业技术人员匮乏的问题严重限制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