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据开放驱动、博弈与优化——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丁 颖

　　（三）现实价值推动政府数据开放

　　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非均衡首先是由制度需求发力的，因此，本文将其界定为外驱动力，是社会对政府数据开放的一种驱动。数据开放在满足人民利益需求的同时能够为政府创造现实价值，这是政府数据开放的内驱动力。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来源于制度主体的“成本—收益”计算，虽然属于典型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但也符合个体行为的一般性规律。政府数据开放确实能够产生诸多现实价值，比如，提升政府公信力，提高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数据利用效率；提高人民参与度，实现社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有效合作等。这些价值与政府数据开放意愿是成正比的，也是政府数据开放的重要动机，是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理性神话”的本土化反映。

　　二、政府数据开放内外双向驱动及博弈分析

　　政府数据开放是内外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一过程又是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相互博弈的过程，或者说政府数据开放是内在驱动与外在驱动博弈的产物。

　　（一）政府数据开放双向驱动

　　外在驱动力。首先，强制驱动力。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社会民众对政府数据开放的需求，社会期望造成了对政府的合法性压力，政府为缓解压力、增强管理合法性而进行数据开放。近年来，数据权的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普及，社会成员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掌握了相应数据，这也不断促使其公民意识觉醒，使其渴望拥有更大的数据权。另一方面，政府的数据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其去中心化的特征使得数据共享成为一种客观要求，公众掌握数据权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模仿驱动力。政府数据开放已经成为新型民主的重要内容［1］，西方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均已开始开放政府数据并取得了相应经验，这是值得中国各级政府学习与模仿的。比如，美国政府出台了《开放透明政府备忘录》并主张建立“数据开放联盟”，英国政府建立了政府数据开放“第一战线”，法国政府实行了“政府开放”战略等，这些都表明政府数据开放已经成为国际共享思维的重要体现，对中国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再次，规范驱动力。规范强调专业化，技术发展与法律完善推动着政府数据公开专业化进程。政府数据开放是需要技术支持的，如开放平台建设与维护等，而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为政府数据开放提供了良好助力，有利于提升政府数据开放水平。同时，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与发布也在不断推动政府数据公开，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推进公共信息资源开放的若干意见》等，提升了政府数据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