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治理价值与现代借鉴／姬文广

　　二、郡县制的治理价值

　　1.中央集权，励精图治。郡县制的权力分配模式是中央集权型，这种治理体系之下的权力配置，一方面，克服了地方政府的离心力，实现了皇帝“端拱于上，百官总己于下，军国内外之事，无不由之”，全国一切资源均由中央任意调遣，地方郡守县令都是由皇帝任命，所有重大权力包括臣民的生杀予夺，无不在皇帝的掌握之中。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赞叹道，汉朝时“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朝时“有叛将而无叛州”。［2］另一方面，郡县制作为整合资源和行政动员的高效平台，为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提供了组织保证。无论是有关王朝命运的修长城、兴水利、挖运河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宫城、皇陵、行宫等满足统治者奢华享受需求的超大型工程建设，动辄组织百万人、耗时数十甚至上百年，兴修难度不可谓不大，但都在郡县制的治理模式下得到了有效解决。

　　2.政令畅通，运转高效。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建立在某种形式的权威基础上，具有合理合法权威的官僚制是他所大力倡导的。我国古代的官僚制虽然在经济基础、政治环境等方面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官僚制有所区别，但其组织结构与特点却非常相似。随着社会行政事务的管理日益复杂化，为实现中央高度集权，必须构建起运转高效、政令畅通的行政体制，我国古代的官僚制应运而生。官僚直接由君主任命、对君主负责，有任期限定、职权限定，享规定俸禄，需接受考核，具有结构严谨、分工细密、权责明晰、层级节制、高效统一等特点。从官僚制的发展演变来看，在中央，由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度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三省六部制度；在地方，县是最稳定的一级行政区，县下设乡，乡下设里，每十里设一亭，郡则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演变成为州、道、路、行省等行政区。从官僚制的设置架构可以看出，其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金字塔型的科层制网络，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和治理效能。

　　3.选贤任能，任人唯贤。人才是第一资源。在权力分配模式和行政运行机制确定之后，如何源源不断地选拔优秀人才补充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就成为决定治理成效的关键因素。郡县制下的科举制，相较于分封制下秦国的军功爵制、汉代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一方面，科举制把读书、考试与做官紧密关联，打破了此前“上品无寒门”、官员皆由贵族门阀垄断的局面，改变了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普通人得以通过科举考试实现阶层跃迁，扩大了统治基础，强化了中央权力，缓和了阶层矛盾，维持了社会分层与垂直流动的动态平衡状态。另一方面，科举制将选士与育士紧密结合，有志之士必须持续刻苦学习和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这在提高行政官员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的同时，也使读书风气极为流行，呈现出“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的氛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