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视域下的现代领导决策原则及运行模式探究／毕 然

　　第二，领导决策须增强生态自觉意识，加强秩序建构，以谋取公共利益。追求生态和谐的伦理决策要求领导者增强生态意识，将“环境利益即公共利益”转化为公众共识，促成“与世界观的改变相伴而行的政治决策”［6］，提升决策行为的科学性。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需要考量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普遍联系，使决策符合多维评判标准而更具整合性和包容性，合理配置生态政策，建构一种“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秩序体系，促使各要素在社会结构中高效协同运行，从而体现出领导决策的公益性。

　　第三，生态伦理视域下的领导决策要保证环境资源的分配公正平等。要化解不平等资源利用造成的代内冲突，妥善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代际矛盾，政策制定就要纳入生态文化“时空观”，用以分析发展战略的长远影响，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平等享有发展机会的诉求，顾及未来公民的合理化需求，推动生态正义旨向的可持续发展。要坚持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并举，依靠生态法律和生态伦理来不断提高行为主体的生态道德品质和能力，以践履生态文明共建与生态环境共享的平等原则。

　　第四，决策者应承担生态伦理责任并保障公民生态权责对等。生态伦理要求决策者应对决策所造成的环境影响承担道德责任，决不允许个人或集体为了获取私利而破坏环境资源，如果因决策失误而损害他人、后代、社会的利益，则要追究其道德责任甚至法律责任。要保障社会公民对生态权利的平等享有，鼓励并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的积极性，通过政策规划确保各协同治理主体依法平等享有环境保护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为社会提供更优化的公共环境和更高质的公共服务，以满足公民的生态环境改善需求。

　　（四）执行决策方案：协调、动态、持续发展

　　由于每一个决策阶段的伦理风险的化解程度不同，因而动态性的、前后关联的生态决策始终保持着螺旋式上升的渐进性发展形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依共存关系决定了领导决策方案的执行过程始终在复杂而反复的周期性博弈中寻求一种利益的平衡。［7］生态伦理决策方案的反馈与修正，是利益相关者的生态关系不断调整与优化的动态性持续过程。领导者应按照权变领导理论，根据组织管理情境发生的变化制定适宜的伦理标准，对决策执行中引发的具体伦理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细化解释，补充决策信息，以化解伦理冲突。

　　综上所述，基于生态伦理的现代领导决策模式，在组织目标和伦理标准的制定上融合了生态理性和系统科学的理论方法，在决策制定与决策执行的实践上汇集了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在规律与价值的联系上协同了手段与目的的作用方向，在方案预设与实施效果的评判上统一了效用和行为的衡量方式，是一种“有机体范式”。基于生态伦理的领导决策需要在领导者的创造性实践中激发出具有可持续性的道德效用，发挥生态伦理的整合作用，为倡导生态性的道德行为提供权力上的支持和法律上的保障，促使决策行为遵循“和谐共生”的伦理准则，引导利益相关者通过自主协商逐步化解对立和冲突，并在协同发展的进程中凸显出一种互惠共享的价值旨向，不断优化社会治理系统内的生态关系，以期实现生态和谐的秩序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