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治理背景下大学校长领导力的建构／任 珂

　　二、技术治理下大学校长领导力的困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治理逻辑已经从总体性控制向技术治理转变，在实现管理目标时，管理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技术治理的手段。［1］在以政府层级动员为典型特征的压力型体制下，国家给予各基层治理主体“行政包”项目，通过多重量化考核以及绩效排名等方式予以考核评估，同时，辅之以各种资源，包括优惠政策和各种扶持资金等，借此实现发展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总目标。这种行政权力规训下的具有市场竞争性质的项目制有学者称之为高等级场域的“类市场化”治理。这种项目制的技术治理是在政府行政权力的核心权威下，通过频繁的政策指令驱动“项目制”与科层制进行互为表里的结合。科层制一直是中国常规化治理的组织载体，承担着连接国家和社会的重担，随之蔓延至大学治理当中。政府行政权力科层制内生的“行政内卷化”与“项目制”的合力给大学校长领导力带来困扰。首先，大学内部组织结构采用科层体系内部的条块分割模式，不同部门分管不同的职能分工，部门之间有明确的界限，部门内部有清晰的层级。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设科分层的组织刚性和大学事务的复杂性之间存在弹性张力，尤其是当前高等教育场域“项目制”技术治理模式的盛行，导致大学各部门在面对各种临时项目时各部门协同作战能力低下，经常出现临时拼凑的状况。其次，科层制的封闭性使得大学不太适应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各部门缺乏与社会及各行业信息的互通互融。大学校长需要亲自出面应对来自外界的各种“行政包”项目，并将这些项目分解至各职能部门，使得科层制基于其层级明晰和高度封闭所带来的高效率受外力影响，科层主导的合作治理变得软弱无力，不再合理高效。再次，经济社会的转型要求大学治理主体多元化，虽然政府表面上不再对大学进行直接控制，却以“发包者”的身份退居幕后，其权威存在变得更为隐蔽，大学校长的教育家、政治家、领导者、学术人等传统角色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对大学治理的需求了。

　　三、现代化治理背景下大学校长领导力的建构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条与第四十一条明确大学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教育大辞典》将大学校长领导力界定为：“学校行政的最高负责人。对外代表学校、对内主持全面校务。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办学团体、个人任命或委派，或通过一定程序推举产生。”［2］学界从心理学、社会学、组织学、管理学及教育学的视角对大学校长的素质、大学校长的行为、大学校长的领导环境及道德领导等维度进行了大学校长领导力的研究。克拉克•克尔认为，大学校长的领导力体现在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