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府公共关系问题的表现、原因及优化路径／付 超

　　（四）组织因素

　　由于部门分割及限制，政府公共关系从业人员难以有效地调度各个部门的数据信息，致使掌握全面的信息以便进行信息公开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同时，政府公共关系主要关注危机公关，危机事件的特点要求政府应对高效和权威，但在实践中由于层层请示、层层审批的行政管理特点，危机公关的效率难以保障，这也是危机事件中小道消息满天飞的重要原因。

　　（五）传播因素

　　实践中政府公共关系较多地使用单一的、自上而下的传播途径，忽略了信息的双向沟通和反馈；采用的传播工具较少，没有考虑多元传播工具的运用；传播模式不是以公众为中心，而是以传播主体即政府为中心，考虑的不是“公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而是“政府能够提供什么信息”。手机、互联网等多元化的传播工具使公众的行动力、话语权和影响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但同时也增加了政府治理的复杂性。

　　三、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优化政府公共关系的路径选择

　　（一）政府公共关系主体多元化

　　治理和管理最大的区别在于管理将主体单一化，认为管理是少部分人对大多人的管控行为。治理则要求主体多元化，具体到政府公共关系中，主体不再囿于政府，而应包括数量众多的公民个人及社会组织。一方面，随着公民及社会组织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的提升，他们在未来的政府公共关系活动中，不再是被动的、消极的、服从的，而是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府公共关系中去。另一方面，特别要注意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社会性、民间性和相对独立性的优点，社会组织能够从迥异于政府组织的视角和思维去看待和分析同一个社会问题，从而形成多元化的问题解决方案。政府公共关系主体多元化将会强化政府公共关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政治认同，最终提升政府公共关系治理效能。

　　（二）政府公共关系沟通现代化

　　由于政府机构权威性和唯一性的特点，政府公共关系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沟通途径，自下而上及横向沟通被认为是非常态的沟通途径，治理现代化要求沟通途径不仅注重自上而下的沟通，还必须重视自下而上的沟通以及横向沟通。唯有通过多样化的沟通途径，才可能更加全面地夯实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及5G的迅速发展和应用，多样化的传播媒介将会大大提升政府公共关系效果，提升民意表达效率，全方位、无死角地实现政府公共关系的全面沟通，这也要求政府公共关系从业人员提高自身运用新媒体新技术的能力，善于利用多元化的传播工具传递政府声音，提高与媒体和公众交往的能力。不仅关注事后政府公共关系，还关注事前、事中政府公共关系，将全程沟通理念贯穿于政府公共关系的过程中，注重政府形象的塑造而不是矫治。

　　（三）政府公共关系学科理论研究本土化

　　陈先红等人立足学术前沿、扎根中国本土及参与社会变革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公共公共关系发展的对策措施。［2］由此，我国政府公共关系学科的发展需要注意：一是加强政府公共关系的本土化理论研究，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及基本国情，合理借鉴西方公共关系经验教训，使政府公共关系理论研究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符合中国文化的基因。二是政府公共关系理论研究应从过分集中于风险管理和危机应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