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危机的中国治理：反思、优势和前景／李以所

　　（三）偏好严控信息而戒惧公开

　　在信息产生价值的时代，非涉密即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是公共治理现代化的首要共识，更是一种国际趋势。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在历史上官员和平民的关系分离是天经地义的。官员拥有信息专享权，信息流通传输也局限在同僚内部，且根据官员层次和级别的不同而在享用信息的数量和先后上有所区分。平民百姓只要遵从官家的指令即可，无须自己进行评估判断，也就不用获得相关决策的信息。2008年，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这对保障公众知情权与打造服务、法治、阳光政府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但传统上形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们的思维习惯和执政理念，该条例自颁布实施之日起就存在着“执行难”“执行走样”的问题。如前文所述，公共卫生危机大多是突发性事件，且与每个公民的生命和健康密切相关，有关疫情的信息必须快速、准确地向民众发布，有关部门也要根据这些信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出科学决策。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发声筒，这已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权力的等级性、信息掌握的不对称性和传播渠道的垄断性。执政者要及时调整对待信息公开和透明的思维方式和管理策略，畅通言路、顺应民情时势以设策施政，这才是治理成功的必经途径。如果我们有完善且权威的公共卫生信息发布制度，地方政府不严控非涉密信息的公开和传播，疫病信息准确及时地得到发布，不为地方领导个人意志所左右，那么施政才能具有坚实的民意和科学基础，才能在最合适的时间、采用最恰当的手段、以最小的代价将疫情消弭于无形。

　　（四）智库依附而权威缺失

　　在“超级专业化”和信息爆炸的时代，官员固有的知识盲点和能力弱项都决定了其必须寻求智库的支持来保证决策的科学和理性。作为从事决策咨询研究的专业机构，智库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负责为决策者提供战略咨询和政策建议，或就某项公共性问题提供专业化解决方案。智库的质量与水平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在当代世界，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参考智库意见和建议已是普遍的政治现象。智库之所以具有权威，其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是最重要的原因。智库的所谓独立性，是指智库仅忠实于客观的研究事实，并就此提出独立的主张和建议，至于是否会损害某部分人的利益则不予考虑和顾忌。如果智库因依附性而失去了独立性，就会因在意依附对象的态度和立场而难以公正客观地做出理性判断，也无法提出科学正确的政策建议，长此以往的迎合，其权威性必然流失，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也将荡然无存。公共卫生领域专业性极强，多方面与社会产生紧密关联，在采取克服该领域内危机的种种举措和手段时，领导层必须足够慎重严谨，此时相关智库的专业意见就显得至关重要。中国的专家智库基本都是党政决策部门的附属机构，其他民间智库既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获取足够准确真实的信息，又因是“外人”而得不到政府的充分信任。在疫情发展的初始阶段，能及时获取一手信息的当地智库，诸多事项皆听命于地方政府，其判断和建议常为上级领导的个人意志所左右。人、财、物权的依附，层级地位的卑微，谏言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