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报道中的“信息疫情”现象及防治对策／刘兰兰

　　4.网络文化泛娱乐化倾向。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预见性地指出，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便捷性和开放性，网络文化以泛娱乐化倾向刺激社会民众神经，用戏谑调侃方式制造热点话题，呈现出过度追求感官刺激的传播倾向。比如，疫情期间，一些网友COS“新型冠状病毒仿妆”，把武汉称作“小笨蛋”，把冠状病毒亲昵地称呼为“阿冠”，把患者和医生写成霸道总裁文，各种起昵称、组CP和打榜的行为，将灾难悲痛等大是大非大义变成娱乐消遣。娱乐化表达方式披着娱乐的外衣，看似娱乐生动，实则浪费了大众的注意力资源，掏空了社会精神内核，甚至违背公序良俗，消解了对灾难的理性思考能力和国家主流价值观认同力。

　　5.网络舆论泛政治化倾向。马克思主义认为，新闻传媒与政治是不可分离的，媒体政治立场和选择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3］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到，舆论传播是一种能够动员社会的半政治力量。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和国际地位提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特别是在全球疫情背景下，国内外形势与网络舆论暗流汹涌，公共舆论泛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零号病人、病毒起源等本来严谨科学、严肃专业的问题被一些国际势力和反华势力拿来进行政治操弄，别有用心制造“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中国隐瞒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向美国提供低质量检测试剂盒”“俄罗斯政府将大规模驱逐中国公民”等污名化中国信息。这种把病毒当政治武器的危险做法，比新冠病毒更可怕，更蕴藏危机。［4］

　　三、“信息疫情”防治对策建议

　　“信息疫情”扭曲事实、传播谬论，加重民众的恐慌心理，制造政府和群众的对立，降低政府公信力，甚至抹黑党和国家形象，威胁国家政治和政权安全。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改进的方向。抵抗各类信息病毒，凝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民合力，需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联合抵抗“信息疫情”的干扰。

　　1.强化政府协同治理。“信息疫情”防控是一项复杂工程，需要线上线下群防联控，以疫情防控实体战推进“信息疫情”网络战。一是加快科研攻关，加强跨学科、跨行业协同合作，加快疫苗研发，从源头上消灭“信息疫情”。二是加强部门联动，越是群众热议，越要加大多部门应急联动力度，以最快时间答疑解惑，压缩“信息疫情”的生存空间，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公众安全感。三是强化超前预案能力，提前谋划群众关心议题，全面协调疫情防控与复工生产，着力解决民生热点痛点难点，铲除“信息疫情”滋生的土壤。四是加强公安、工信、网信等多部门联动，构建卫健委、疾控中心及各大媒体平台“信息疫情”联合治理机制，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严肃舆情传播纪律，联合净化网络生态环境，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