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共治语境下基层干部社会软治理能力发展研究／何柯桦 葛宏翔

　　（四）非权力形式的社会影响力隐身弱化

　　非权力影响力是领导干部人格魅力、道德品行、领导艺术等诸多元素的自然流露，会对被领导者产生无形的精神感召、情感凝聚和形象吸引。非权力影响力是领导干部解决问题的润滑剂、缓冲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增进干群关系的加速器。基层干部的工作对象为普通民众，如果仅仅依靠硬权力进行管控，虽然问题能快速解决，但势必会产生反弹甚至埋下隐患。基层干部的非权力影响力应当是以良好的工作作风、正派的言行举止、公正的处事方式，渗透在与群众互动的各个环节之中。然而，不时见诸报端或被通报批评的“抖官威”“摆官姿”“撒官气”“打官腔”现象，折射出一些基层干部非权力影响力弱化，导致群众认可度降低，社会软治理的难度加大、成本增高，社会治理陷入恶性循环。

　　二、基层领导干部软治理能力缺失的原因解析

　　（一）压力型体制抑制软治理能力的萌发

　　虽然社会转型期的问题频频出现，但社会经济增长依然是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和追求目标。基层干部作为社会治理的末梢，承接所有上级的任务安排和各类指标考评，受制于压力型的行政治理体制，自然就衍生出了“唯上不唯下”的社会治理实践路径。社会软治理不仅投入大、见效慢，而且由于干部变动更替，往往是前任作为，后任“摘果”，对此一些基层干部不愿意去探索和实施。因此，大部分基层干部的社会治理目标、内容、进度乃至规划都是围绕上级部门及其职能指标进行的，甚至为了迎上所好，不惜采取强制手段和硬权力。由此可见，压力型行政管控治理体制不仅抑制了基层干部社会软治理意识的觉醒萌发，也束缚了社会软治理能力的成长起步。

　　（二）管控型思维制约软治理能力的发展

　　管控型思维的主要特征就是强权和强治，而这与社会软治理的内在需求是背道而驰的。作为社会基层治理主要责任人的基层干部的重要目标就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众安居乐业。然而在具体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范式中，一些基层干部一味追求社会的刚性秩序和表面稳定，忽视了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精神。有些基层干部将一些个体事件不加辨别地上升到政治高度，甚至不惜采取强制手段进行压制管控和封锁禁闭，在解决现有的问题矛盾中又制造了新的矛盾，间接削弱了基层干部社会软治理思维的发展势头。

　　（三）职能条块分割束缚软治理能力的提升

　　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千头万绪，需要多部门、多主体的协同合作和多资源的投入供给。但是基于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基层干部要想在自身管辖的领域范围或是职能责任内不断地强化影响力和权重值，必然会恪守资源应用的自利性和排他性，以此实现自身在社会治理中的成效最大化，从而造成社会治理的割裂化、碎片化。对此，基层干部的社会软治理能力不仅无法在协同共治中得到应有的检验，反而会基于权力、利益等资源的竞争止步不前，并引发社会软治理的失灵。

　　（四）社会治理需求错位加剧软治理能力的消减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向推进，农村乡邻熟人的人际关系逐渐被瓦解，以往的封闭、保守、同质等形态特质逐渐被开放、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