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领导纳谏机制生成研究——基于对《贞观政要》的解读／李 茜 　　

　　4.基于激励功能的儒家忠贤观与领导纳谏。贞观十一年（637年）时，唐太宗曾一度轻视非京城区域官员的任免，对此侍御史马周谏言唐太宗要加强对刺史和县令的甄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唐太宗立即听取了马周的建议，下令以后的刺史任命直接由唐太宗负责，并且鼓励朝廷要员推荐贤能。同年，侍御史刘洎上疏唐太宗，请求唐太宗提升尚书左、右丞和左、右郎中等职位的选拔质量，不要再任命年事已高的爵戚元勋，否则就会成为选贤任能之阻。唐太宗不仅采纳了刘洎的谏言，而且直接任命刘洎负责这件事。唐太宗对马周和刘洎意见的接受与采纳遵循的是儒家“举贤才”的政治伦理，贞观之治与贤良的辅佐是密不可分的，唐太宗也清楚地知道贤才缺失对治国理政的危害，因此，能够听取儒家忠贤伦理视角下的谏言，并且通过纳谏激励下属更加忠贤。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贞观政要》论述了唐太宗和众谏臣基于儒家伦理道德的言行，可以看出唐太宗与谏臣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和牢固的心理契约，在这共同基础的指导下，君主与臣子能够以具体情境为基础实现良性互动。这为“谏言—纳谏”内生动机增强提供了积极参考与路径。

　　三、本土化领导纳谏内生动力生成机制研究

　　（一）基于儒家伦理观的领导纳谏内生动力提升路径

　　儒家伦理观所提倡的“仁、义、礼、信、忠、贤”对领导纳谏起着积极作用，是领导纳谏内生动力提升的重要路径。因此，领导者要加强对优秀儒家伦理观的学习与践行，为纳谏提供基础。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做到愿意纳谏、积极纳谏，就是因为他深知治国之艰难，国家治理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儒家伦理观念与唐太宗的治国理念相吻合，因此，唐太宗选择儒家文化为思想统治基础，树立了以儒家伦理为标准的官员选拔机制，促进了儒家政治生态环境以及与君臣之间相匹配价值观念的形成，实现了儒家伦理在君臣心中的内化。上下级之间共同的价值体系的形成，提升了君主和臣子在利益、观念、等级等方面的一致性，同时也为臣子谏言打下了基础。

　　具体来说，增强领导者纳谏内生动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树立择善而从的意识。领导者的目标是实现组织愿景、提升领导效能和组织绩效，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择善而从都是领导者实现目标的捷径。对于员工的有益谏言，领导者要将其视为一种财富和资源，将员工谏言作为提升自我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从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二要发挥领导者的主导性作用。如果不是唐太宗，魏徵、房玄龄等人也不会成为著名的谏臣。正是因为唐太宗深谙国家兴亡之道，才会以史为鉴，促进君主与臣子之间同心同德。“伴君如伴虎”，在等级森严、王权统治的政治环境下，臣子是不会起主导作用的，虽然现在的上下级没有那样严格的等级观念，但居于组织核心地位的领导者依然是推动“谏言—纳谏”机制形成的主导与关键，领导者要向员工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