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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下期

本土化领导纳谏机制生成研究——基于对《贞观政要》的解读/李 茜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 作者:李 茜   日期:2020-05-21 21:09:30
难以达成。要实现领导者与员工的真正合作,除了利益考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构建二者之间的价值共同体,促使领导者与员工形成关于“谏言—纳谏”的心理契约,以共同的伦理与价值提升二者行动的同步率。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伦理是领导者影响员工谏言的重要调节因素,比如道德型领导风格下员工呈现出高水平的领导认同感、信任感,也就有较高的意愿进行谏言。根据这一研究思路,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本土化情境下“谏言—纳谏”过程中伦理所具有的价值,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儒家伦理观念所起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以“仁、义、礼、智、信”著称的儒家伦理道德对领导纳谏机制起着重要促进作用,具有儒家伦理道德的领导者能够以大局为重,将组织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面对员工的意见和建议能够虚心接受,这会增加员工的认同感,增加其谏言行为,从而形成良性的领导纳谏机制。
  (二)儒家伦理与领导纳谏——对《贞观政要》的文本解读
  《贞观政要》出自唐代学者吴兢之手,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政论性史籍,集中展现了“任贤纳谏”的管理思想,对本土化领导纳谏机制的形成与构建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1.基于教化功能的儒家仁义观与领导纳谏。唐初各地战事并未完全平息,唐太宗曾想征收未满18岁的男子入伍打仗。魏徵劝诫唐太宗不应竭泽而渔。唐太宗听取了魏徵的意见,立即停止这种行为。休养生息是唐初的最佳策略,人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实现国家昌盛与社会繁荣需要发挥人力资本的基础性作用。魏徵以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为基础进行谏言,唐太宗能够将魏徵的谏言嵌入到社会实际情境中,意识到“征兵次男”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并非仁义之举。在这个过程中,儒家仁义观对于唐太宗的纳谏起着重要的教化功能,正是基于这种仁义观,唐太宗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抛弃“君王中心”的思想,做到“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1]67,愿意接受谏言,积极纳谏。
  2.基于疏导功能的儒家礼仪观与领导纳谏。唐太宗一子为越王。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听闻朝上很多大臣对越王持有轻蔑的态度,非常不满,认为这不仅是对越王的轻视,更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欲施惩于大臣。魏徵听闻后上谏唐太宗,魏徵论述了儒家的礼仪观,以隋文帝杨坚教子失败为例强调了礼仪的重要性,认为君王应将礼仪作为实现君臣合契的重要手段,实现君臣的真正和谐。魏徵的谏言使得唐太宗推己及人,认识到自己对王子的娇惯,认识到自己的做法会对越王甚至其他王子产生不良影响,还会影响百官、百姓乃至国家。唐太宗纳谏是因为他对儒家礼仪观的认同。此后魏徵又谏言“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1]83,唐太宗也虚心接受。
  3.基于凝聚功能的儒家诚信观与领导纳谏。诚信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的基本素养,对于领导者来说,要对下属诚信,尤其要对下属信任。唐太宗是一位有道明君,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因此听闻有大臣有不忠之心时也会非常担忧,也会以谣言作为评价一名官员的依据。魏徵谏言道,如果君臣之间互不信任,那国家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唐代疆域宽广、人杰地灵,肯定是有人值得唐太宗信任的,如果大臣都不可信,那唐太宗就应该从自身出发找问题。通过魏徵谏言,唐太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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