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下期
本土化领导纳谏机制生成研究——基于对《贞观政要》的解读／李 茜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
作者：李 茜
日期：2020-05-21 21:09:30
| 难以达成。要实现领导者与员工的真正合作，除了利益考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构建二者之间的价值共同体，促使领导者与员工形成关于“谏言—纳谏”的心理契约，以共同的伦理与价值提升二者行动的同步率。很多研究已经表明，伦理是领导者影响员工谏言的重要调节因素，比如道德型领导风格下员工呈现出高水平的领导认同感、信任感，也就有较高的意愿进行谏言。根据这一研究思路，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本土化情境下“谏言—纳谏”过程中伦理所具有的价值，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儒家伦理观念所起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以“仁、义、礼、智、信”著称的儒家伦理道德对领导纳谏机制起着重要促进作用，具有儒家伦理道德的领导者能够以大局为重，将组织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面对员工的意见和建议能够虚心接受，这会增加员工的认同感，增加其谏言行为，从而形成良性的领导纳谏机制。
（二）儒家伦理与领导纳谏——对《贞观政要》的文本解读
《贞观政要》出自唐代学者吴兢之手，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政论性史籍，集中展现了“任贤纳谏”的管理思想，对本土化领导纳谏机制的形成与构建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1.基于教化功能的儒家仁义观与领导纳谏。唐初各地战事并未完全平息，唐太宗曾想征收未满18岁的男子入伍打仗。魏徵劝诫唐太宗不应竭泽而渔。唐太宗听取了魏徵的意见，立即停止这种行为。休养生息是唐初的最佳策略，人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实现国家昌盛与社会繁荣需要发挥人力资本的基础性作用。魏徵以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为基础进行谏言，唐太宗能够将魏徵的谏言嵌入到社会实际情境中，意识到“征兵次男”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并非仁义之举。在这个过程中，儒家仁义观对于唐太宗的纳谏起着重要的教化功能，正是基于这种仁义观，唐太宗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抛弃“君王中心”的思想，做到“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1］67，愿意接受谏言，积极纳谏。
2.基于疏导功能的儒家礼仪观与领导纳谏。唐太宗一子为越王。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听闻朝上很多大臣对越王持有轻蔑的态度，非常不满，认为这不仅是对越王的轻视，更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欲施惩于大臣。魏徵听闻后上谏唐太宗，魏徵论述了儒家的礼仪观，以隋文帝杨坚教子失败为例强调了礼仪的重要性，认为君王应将礼仪作为实现君臣合契的重要手段，实现君臣的真正和谐。魏徵的谏言使得唐太宗推己及人，认识到自己对王子的娇惯，认识到自己的做法会对越王甚至其他王子产生不良影响，还会影响百官、百姓乃至国家。唐太宗纳谏是因为他对儒家礼仪观的认同。此后魏徵又谏言“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1］83，唐太宗也虚心接受。
3.基于凝聚功能的儒家诚信观与领导纳谏。诚信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的基本素养，对于领导者来说，要对下属诚信，尤其要对下属信任。唐太宗是一位有道明君，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因此听闻有大臣有不忠之心时也会非常担忧，也会以谣言作为评价一名官员的依据。魏徵谏言道，如果君臣之间互不信任，那国家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唐代疆域宽广、人杰地灵，肯定是有人值得唐太宗信任的，如果大臣都不可信，那唐太宗就应该从自身出发找问题。通过魏徵谏言，唐太宗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