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治理视域下“官吏制约”的困境及超越／刘 涛
| 而言之，“官吏制约”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其标称权力大于法律、有权即有法，往往越有权越具有忽视法律的资本，越能运用手中握有的权力任意行事而规避乃至逃避法律制约。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小被迫听命于人是其现实写照，凸显了权力、官力而不是法律制度在整个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其次，其广泛体现了对权力意志的强化，尤其是使权力思维价值导向进一步固化，深刻影响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价值取向的塑造和践行，使得人们容易在工作、生活中产生一种不正确的利益价值追求，即试图通过谋取权力、攀附权力或者仰仗权力为自身利益服务，而忽视了权力本身所承载的使命与责任。再次，其充分展示了政治社会生活中权力的行政掌控作用，彰显了政府全能主义形象，使得政府在国家治理中孤军奋战，与广大民众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渠道。在这一体制结构中，政府是绝对的主导者乃至唯一的治理主体，市场、社会主体则是治理的对象，被置于受管控和管制的位置，其活力与动力难以释放，更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治理优势。
二、消解现代治理精神：“官吏制约”面临的困境 虽然在一些社会领域和某些重大事项上，通过“官吏制约”治理路径能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做出比较迅速和便捷的应对和处理，并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但是从国家与社会的全面建设、治理和发展以及人类自身的发展进步看，“官吏制约”在诸多领域已经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无论是在政治生态的建设上，还是社会风气的养成上，抑或是文化氛围的塑造上，易将人们引向对权力、官位的崇拜与遵从，使人之本性产生扭曲、人之行为发生异化，从而深刻影响社会秩序的建构。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以“官位”“权位”为中心的人治化治国理政体制架构和行为路径，“官吏制约”延续了传统官僚政治的特性，体现着浓厚的人治和专制色彩；其内含的治理逻辑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建设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产生了重大偏离，日益消解现代治理精神，陷入诸多治理困境，不但不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局面的形成，反而容易使社会矛盾激化、冲突加剧、抗争升级，最后引发各种治理危机。具体来看，在现代治理变革中，“官吏制约”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现代人本价值理念遵循的消解。在“官吏制约”体制下，人们真正有所敬畏与惧怕的，往往并不是法律和纪律，恰恰相反，在现实性上是权力及位阶本身。基于此，人们趋向于遵从的逻辑是：一旦拥有权力，一旦获得更高权位，就能将受法律和纪律的约束降到最低，因为在他们所掌控的权力范围内，自己就是王法，是法律和纪律的化身。不仅如此，受这一体制的影响，人们还容易趋向于按“官场政治”运行的逻辑行使权力，谋取权力、官职和官位会凌驾于为人民谋取利益之上，从而背离人民主权和主权在民的精神实质，背弃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的现代价值，带来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 其次是对现代为民服务目标导向的消解。在“官吏制约”体制下，受官本位、权本位作用的深刻影响，政治行为乃至许多社会行为往往体现出浓厚的权力色彩，突出的表现就是谋权与弄权，其作为一种暗箱行为，深刻影响着服务于民和执政为民的现代治理与发展目标的广泛实现。在这一点上，诸多损害民众利益的腐败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