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问题与对策／单俊宇 单连春

　　（三）社会监督的改变

　　从当前的社会治理实践来看，媒体已然成为同政府内部监督、公众外部监督并驾齐驱的三大监督机制之一，而新媒体让最大范围的监督成为可能，让社会监督的监督方式、监督范围、监督效率、监督成本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一巨大改变也推动着群众自我认知水平的提升，使其主体意识、责任意识、维权意识与监督意识被进一步激发。在监督过程中，新媒体提供了开放、自由的信息传播和交流平台，群众会同国家大政方针、其他地方做法进行参照比对，并通过微信、微博、相关网站论坛等随时随地就乡镇政府和村基层组织的相关工作表达意愿、看法与诉求。监督范围更广、成本更低，监督更为直接。新媒体平台可匿名的特点减少了群众参与监督的心理压力，新媒体即时、便捷、共享、易得的特点，使得群众举报的信息公开性提升，使得解决效率提升，这就降低了有关问题被隐瞒和拖延的可能。

　　二、新媒体环境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问题分析

　　（一）基于治理主体的问题分析

　　从政府角度来看，首先，作为基层治理重要践行主体的乡镇政府，对新媒体的作用、影响认识不足，并未使其成为监测环境、政务公开、吸纳民意、接受监督的有效工具；没有快速适应新媒体带来的工作方式的转变，自身的角色定位转变也不及时，缺乏规范意识、创新意识，缺少媒介素养、专业素养及运营新媒体和对村级组织进行培训指导的能力。其次，没有在新媒体环境下加强基层政府的回应体系建设。总之，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主导作用。

　　从村基层组织角度来看，诸多村级便民服务中心配套设施不足，行政村之间基础办公设备参差不齐。大多数农村并未实现与县乡两级政务服务中心的网上对接。另外，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严重不足，绝大多数村干部都是一边干行政一边干农活，而且村干部自身的新媒体素养也不高。这前后两个因素使得农村的新媒体宣传、培训、组织十分乏力，客观上也影响着新媒体在农村的广泛应用。

　　从村民角度来看，一方面，乡村社会传统治理影响式微。农村主体成员常年出村在外，在这样一种常年性的空巢式社会结构中，传统治理手段已不再行之有效。另一方面，相当比例的农民因为基本知识、相关技能的缺乏或者贫困而往往较难通过新媒体渠道有效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治理。另外，相关的宣传教育不足，导致一些村民对新媒体还存在着一些不恰当认识。

　　从社会组织角度来看，受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化程度的限制，以及缺少专项法律支撑，社会组织特别是大多数农村社会组织本身并未发展壮大，因而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发挥十分有限。目前，社会组织并没有结合农村实际、以农民较为熟悉和认可的方式来构建新媒体应用平台，从而显得不“接地气”。这样也就直接影响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持续性、有效性和合理性。

　　（二）基于治理方式的问题分析

　　一方面，一些乡镇对新媒体资源的打造和利用明显不足。许多乡镇新媒体平台用于群众办事的线上程序还很少，也并未形成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与群众良性互动的机制。从整体来看，在乡村社会，公共服务数据库并未建立，政务服务大系统格局、数据资源共享局面也尚未形成，更缺乏长期、系统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