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动态博弈与当代启示／郭立场

　　皇帝既是法统的代表，也是国家的象征，时刻处在群臣的监督之下。皇权虽无比强大，但也不能为所欲为，常常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汉代皇帝崇尚垂拱而治的黄老思想，把大部分的事权放手给宰相，宰相管理着国家的全部重大事项。皇帝拥有无可争议的最高任用权，但强势的宰相有时也能干预人事任命，皇帝仅具有象征意义。汉武帝初年，宰相田“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1］。田死前不久，与大将军窦婴廷论是非，在场诸臣皆畏葸不前，罕有敢为窦婴进言者。东汉承袭了西汉的政治制度，东汉中后期，尚书台发展成为中枢权力机构，尚书等中朝官直接参与或影响皇帝决策。皇帝决策一般以诏书的形式颁发，宰相拥有诏书的副署权，如果不认可诏书内容则可以驳回诏书。极端的时候，相权可以左右皇帝的废立，甚至取而代之，改朝换代。东汉末年，汉室日益衰弱，太师董卓废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丞相曹操挟献帝以令诸侯。曹魏后期，丞相司马懿掌控朝政，视皇帝为傀儡。南北朝时期，宰相或相国多为权臣自命，成为一种篡位夺权的手段，以宰相之位夺取皇位的大有人在。

　　唐代皇帝诏书一般由中书省起草，经门下省审核、签署后，再交由尚书省下发中央各机构及地方各级官府执行。不经中书、门下而颁布的皇帝手诏，则名不正、言不顺。宋真宗时，相权逐步强化，宰相李沆多次抵制真宗扩大财权的企图，甚至敢于将皇帝不符合程序的手诏烧毁。宋宁宗去世后，权相史弥远擅权用事，假诏立赵昀为皇帝，废除太子赵，封其为济王。皇帝若不想同宰相及群臣失和，就必须屈己从臣，部分地牺牲皇权，迎合相权。明代万历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权力之大，自言“我非相，乃摄也”。沈德符在谈到张居正时曾说：“官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2］

　　不难看出，相权膨胀与否，多取决于皇帝能力高低，以及专制制度稳定与否，如果皇帝能力强、勤于政事、乾纲独断，相权就会萎缩，汉武帝刘彻、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典型代表。相反，如果皇帝年幼，疏于朝政，集权就会旁落，如蜀汉后主刘禅、晋惠帝司马衷、北齐后主高纬、北周宣帝宇文等。

　　（二）皇权独大，相权削弱

　　汉初，国家权力以丞相为核心，几乎是无所不统。汉武帝即位后，利用中书和尚书控制朝政，以宦官执掌中书，宫廷政令直达郡县，从法理上剥夺了相权。至东汉，设太尉、司徒、司空“分职授政”，实行群相议政，丞相的独尊地位被三公取代。此外，尚书台分夺三公宰相之权，成为决策和发号施令的中枢机构。皇帝还设置台谏监察系统，监督纠察宰相过失，使其权力甚至超过了丞相。

　　延至唐代，贵族政治开始向官僚政治转变，相权遭到进一步分割，实际充当宰相的都是品阶不高的官职。唐代实行三省六部制，宰相由三省长官出任，数人并相，各司其职，互相制约，共同执掌中枢行政大权。晚唐以后，翰林学士院成为专门起草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翰林学士有“天子私人”之称。至宋代，集大权于一身的宰相成为历史。宋代特设参知政事分割宰相事权，又以枢密院执掌军政大权，以度支、户部、盐铁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财权，相权被层层分割、牵制，形成二府三司共掌相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