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而誉之”到“不知有之” ——《道德经•太上》的现代行政伦理启示／周生虎

　　（四）从道德感性到制度理性

　　达到“不知有之”的境界，根本是要加强现代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社会问题的出现往往可以在一国文化传统中找到答案，有关“人性论”虽然多有分歧，但“性善论”的观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是我国开展伦理实践的基本假设前提。但由于受传统官本位思想左右，现代市场经济等价交换、追求经济效益、强调竞争等的影响及缺乏有效伦理制度设计的制约，当前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公共权力未能正确行使，公权侵害私权现象屡有发生。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的宗旨就是合理界定公共权力的边界，使行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有所作为，更能知其所止，止其乱为。

　　从道德感性到制度理性的本质是发挥制度的有效性，建立行政伦理规范化的长效机制。首先，推动行政伦理立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英国、韩国、瑞士等国开始陆续出台专门的行政伦理法律法规，我国行政伦理立法相对滞后，主要以政治纪律约束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党内规章中，或是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中。当务之急是制定独立的《国家公职人员行政伦理法》，将纪律约束上升到国家法律高度，提升权威性。其次，设立专门机构。可在国家各级监察委员会内部设立行政理论委员会，专职开展行政伦理法规执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审查、行政道德培训、行政伦理违法举报信息受理等工作。再次，建立行政伦理失范公众监督机制。扩大群众监督的视野，由对腐败问题的重点关注扩大到对公职人员日常言行的监督，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最后，健全行政伦理激励机制，对在行政伦理方面严格自律、表现突出的人员给予经济、荣誉、职位晋升等方面的综合激励，促使全体公职人员见贤思齐，提高道德境界和职业操守。

　　参考文献：

　　［1］王弼.老子道德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155.

　　［2］吴丽娟.“无为而治”的管理价值及局限性分析［J］.领导科学，2018（7）：29-30.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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