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而誉之”到“不知有之” ——《道德经•太上》的现代行政伦理启示／周生虎

　　（二）从管理到善治

　　达到“不知有之”的境界，核心是彰显人民群众的治理主体地位。主其事为管，治其事为理，管理包含管辖与治理两个层面，传统的行政管理将注意力过多集中在管辖上，强调权力集中统一行使，往往忽视治理，带来一定的弊端。

　　“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从统治走向治理，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改革的重要特征。”［3］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治理理论进入官方话语并成为执政党的治国理念。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善治的目标是重新定位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民众的关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传统管理走向现代治理，实现善治目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增加治理主体，扩大自治权。将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尤其是公民作为重要的治理主体，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执政党和政府等公权组织。二是提高非正式权力比重，管理工作的权力来源单一，体现国家意志，强制性突出。治理更加重视非正式权力，契约、公俗、道德等隐性权力的作用得以更好发挥。三是相比管理单一的行政命令手段，治理要更加重视经济手段和法治手段的作用，更加重视权力双向运行，突出协商、沟通、对话的重要性。四是拓展工作边界，将全部公共事务纳入治理工作范围，避免由于政府能力有限或是过于强调重点任务而造成顾此失彼、工作缺位。

　　（三）从显性政绩到隐性政绩

　　达到“不知有之”的境界，关键是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落实新发展理念。政绩有显性政绩与隐性政绩之分，显性政绩主要指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获得较高关注度、收效快、易于考核评价的政绩；隐性政绩主要指不一定有较高影响和关注度、时间长、收效慢但人民群众可以真正获得实惠的政绩。受到错误发展观的影响及不健全的政绩考核评价制度、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制约，部分领导干部政绩观出现扭曲，集中表现为重显性政绩，轻隐性政绩，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盲目追求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既注重显性政绩，同时更加注重隐性政绩，需要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深入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破除“唯GDP论”，充分认识到最大的政绩是民生的持续改善、群众口碑和政府公信力的不断提升。此外，需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一是优化评价内容，更加突出社会指标和生态指标，尤其是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指标。二是增加评价主体，提高政绩考核中群众意见的权重，引入媒体和舆论评价，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在全社会营造公众监督、评议政府工作、关注官员隐性政绩的良好氛围。三是延长评价时效，突破任期限制，在领导干部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