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领导哲学的几个前提假设／孙维维 　　

　　（一）两分法假设

　　泰勒在科学管理中贯穿着主体与客体两分的观念，领导主体与领导对象是被严格区分的，既有作为主体的人，也有作为客体的人。泰勒又在领导过程中将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完全分开，计划职能是由领导者实施的，执行职能是由领导对象来履行的，领导者是主体，被领导者则是客体。主、客体两分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矛盾。继而韦伯在理性官僚制中体现了手段与目的两分的观念，将人作为实现效率目标的重要手段，忽视人的目的性，实现在领导活动过程中对人的完全控制，人在领导活动中的角色就如机器上的齿轮一样，随着机器的运转而运转，完全忽略人作为目的与人本身固有的伦理道德因素的考量。西蒙运用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将事实与价值两分，排除价值因素对事实问题的影响。他认为，事实命题是可以用逻辑实证的方法辨别真假以及其客观真实性，而价值命题却无法运用方法来证明真假，所以，在领导活动中，最科学的方法就是将不能确定的、无法辨别真假的价值命题排除出去，这样就可以对领导结果进行论证与预测。由于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悖论以及出现的种种问题，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两分法的弊端——人成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到后现代阶段，人们试图寻找使两分中和的方式，这就是关注人本身以及价值伦理等在领导活动中的重要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分法假设在领导活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发展演进中包含了主体与客体两分—手段与目的两分—事实与价值两分—二元中和。可以说，在现代性中的两分法出现之前，世界是统一于一体的，而由两分法产生出的二元论在发展演进后仍然要追求一种二元中和，即二者的对立统一。

　　（二）理性化假设

　　现代性发展过程就是一种理性化的过程，在领导领域也是如此。现代性意旨下的理性包含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而在领导发展过程中，人们更加推崇工具理性的发展，从而忽略价值理性，使理性呈现出一种片面化的发展趋势。韦伯将领导活动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假设称为“是一种祛除巫魅的过程”，他认为，工具理性就是要排除一切其他因素的障碍和阻拦，去实现首要的目标，即效率。工具理性这种理性预设模式使领导活动产生了巨大的进步，形成了科学管理以及正式的组织模式，但是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在追求科学技术、标准化、专业化、固定化、可计算、可控制的过程中，使人的主体性丧失了，造成了“家园的失落”。继而，人们转向了价值理性，希望能够从价值理性的前提预设中找回已然丧失的东西。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公平正义是社会基本结构的首要原则，一定程度上将价值理性放在独一无二的位置。推崇价值理性预设不仅不能完全解决上述问题，反而形成一种纯形而上的、偏离社会发展实践的领导思想，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领导实践问题。因此，我们最终要追求的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二者缺一不可。工具理性要在价值理性的指导和引领下发挥作用，工具理性同时又是价值理性的基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