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大挑战及强化路径／邓义昌

　　2.削弱了意识形态传播渠道的主导权。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如报纸、广播、电视、会议等，虽然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它们的重要性已经严重降低。网络社会的开放性、隐秘性、便捷性、无界性使得大众成为信息传播和接受的主动者，他们可以自主选择、创造和传播信息内容。传统媒介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大打折扣，而新的传播渠道、传播方式尚未有效建立和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导权整体被削弱。

　　3.弱化了意识形态管理维护的控制权。意识形态的生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做好维护和管理。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的管理维护变得艰难和复杂，需要较强的风险管控能力。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认为：“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1］信息技术首先发端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正是利用技术优势单方面地向我国传播他们的价值观念、社会理想等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利用技术优势，使得我们较难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灌输。并且，网络信息时代是一个开放性的时代，各种信息可以自由流动、自由进出，这也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和维护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使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权被弱化。

　　三、新时代强化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路径

　　领导权既有权威性的一面，也有非强制性的一面。加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需要不断地去强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在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凝聚各种社会力量上游刃有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之下，要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全方位、多角度地强化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一）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经济支撑需更加坚实

　　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必定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经济基础可以为意识形态凝聚力和意识形态安全提供物质保障。从现实角度来看，中亚国家20世纪末开始的一系列“颜色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推翻原有政权，建立所谓的民主政权，外在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霸权干涉，内因却是这些国家经济长期停滞、倒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进而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意识形态上的抛弃。

　　因此，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使党能够牢牢地掌握住意识形态领导权，就必须不断增强社会经济实力，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彰显，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可抗拒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构筑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固屏障。

　　（二）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包容普适需更加彰显

　　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动态性特征，它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处在不停的调整与适应之中。“正如葛兰西所强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构建与维护是一个在不同阶级利益的多样化民主诉求的‘运动的平衡’中实现的。”［2］因此，任何政党想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处在领导地位，就必须根据社会存在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