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治理中政府的权责定位/徐红飞

　　建立健全大数据监管机制。首先，政府要出台大数据监管方面的法律与细则，使大数据监管体系化与制度化。其次，政府要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与监管队伍，保证大数据监管的专业化与常态化。再次，政府要探索协同监管机制，既要加强政府部门合作的监管能力，又要让企业、社会与个人也参与大数据监管中。最后，要完善政府的监督机制，政府可以监管其他治理主体，而其他主体却难以监督政府，其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因此，政府的监督机制建设应与政府数据共享机制同步进行。此外，政府需要创新监管方式，传统的基于人力的监管成本高、效率低，而基于信息技术的监管可以弥补这一不足。政府拥有大数据资源，更要用好大数据技术，在推进电子化政府的建设中，政府需要不断探索新方式、利用新技术，用大数据技术监管大数据的发展。

　　完善政府问责机制。责任清单为问责机制提供了依据，问责的主体与程序都可以基于已建立的责任清单。除了问责政府的乱作为，还须问责政府的无作为，这就需要将问责机制与政府的绩效考核挂钩。政府首先要保证政务大数据的良性发展，在制定绩效考评体系的时候，还需要将电子化政府的成熟度指标纳入其中，避免电子化政府流于形式。对于形式化电子政府与数据造假的现象要严格启动问责机制，对于出现的数据安全问题，既要追究直接的责任主体，也要调查政府在监管中是否存在漏洞、是否有不作为的表现。

　　大数据作为新型产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同时也潜藏着诸多还未显现的问题与风险。治理理论为政府调整与定位其权责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根本就是摒弃原来“从摇篮到坟墓”、包办一切的管理模式。在调整机构、精简职能、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政府需要实现权责的下放，把部分权力和责任让渡给市场与社会。行业组织或中介组织能够通过自律管理的，就由其对自己的数据资源进行管理。在大数据治理中，政府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而非“全责”。政府拥有大数据规划与管理的权限，但在大数据治理中，政府需要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过渡，政府需要扮演“规划者”和“监督者”的角色，而非“资源垄断者”的角色。［2］

　　参考文献：

　　［1］唐皇凤，陶建武.大数据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J］.探索与争鸣，2014（10）：54-58.

　　［2］雷雨若，王浦劬.西方国家福利治理与政府社会福利责任定位［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2）：133-138.

 

　　责任编辑 于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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