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社会视野下新型行政伦理体系的构建/苏 玲 魏崇辉

　　三、行政伦理失范的文化溯源

　　人的主体性蕴含着伦理反叛，导致内部控制的不可靠；而外部控制不断流入伦理立法的范畴，使得行政伦理的特殊性不断被消解。［6］从一定意义上说，关系就是一种交往的特定形式，基于关系所产生的移情关联对行政伦理的践行产生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一）传统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及其影响

　　在传统社会格局中，一个人并不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会根据感情的亲疏远近做出适当的区别对待。费孝通等社会学者在其研究中指出，中国人在交往时以己为中心，水波纹状外移，以表明自己和他人的远近关系，从而形成了中国关系社会差序格局的特点。在实际互动交往中，行为人受传统社会关系差序格局的文化影响和支配，建立以道德情感为基础的圈内利益共同体，圈外人则被排斥在外，不能分享利益的蛋糕，无形之中形成了默认的潜规则，模糊了私利与公共利益的边界，最终实现亲近关系圈内的核心利益。总之，在行政法规执行过程中，差序格局左右行政人员的行为逻辑，使其差序性地践行制度，背离了正式制度的价值。

　　（二）面对利益诱惑时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博弈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越来越多，而资源随着需求者的增多而变得日益稀缺、匮乏，对资源的掌控就变得愈来愈重要。在中国特有的“强关系”结构中，有自己和他人之分，尽管人们有价值理性——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审视自己的行为，但人们同时也具有算计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的认知理性逐步增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成为现实社会对美好人性的召唤，希望能重新唤起社会的“利他”美德。正如库珀所认为的，在公共行政伦理活动中，无论是行政组织还是行政人员，利益与美德是广泛存在于他们的实践活动当中的，公共行政的内在利益与美德紧密相关。［7］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对于自身利益的欲望和追求往往会偏离理性的轨道，从而导致行政伦理失范。

　　（三）关系普遍主义与关系特殊主义的转换

　　在关系本位的人情社会里，“土政策”制定者的权力限度问题日益突出。就“土政策”而言，纵使它们披着公平公正、普惠众生的外衣，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由于临时性、可变性模糊了其执行界限，利益难以均衡分配。对于政策的决策者来说，这种情况是极其有利的，因为“土政策”就是自己制定的，如何解释完全取决于自己，所以呈现出政策或者制度表面上具有的普遍主义以及在实践层面上的特殊主义。各种“土政策”的背后，往往就是这种政策制定者的权力无限集中，从而产生了各种“土皇帝”。他们通过对相关资源的控制、整合和再分配，冠冕堂皇地利用公共资源来为自己谋取私利，导致权力的异化和变质。

　　四、新型行政伦理体系的构建

　　在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关系社会中，“伦”指的是中国社会的关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