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社会视野下新型行政伦理体系的构建/苏 玲 魏崇辉

　　（一）官民政治信任危机化

　　从本质属性来看，行政伦理本应是调适官民二元治理主体关系的规范。近年来，部分地域和领域的行政官员在政策选择和行为过程中，一方面，长期未充分履行社会契约，实施结构性垄断，致使民众的劳动性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注重自身眼前利益，进行非理性投资，获得短期的政治效益，忽视长远的、整体的社会投资，只求与民众的需要与期望背道而驰。在自我中心主义的驱使下，部分官员甚至将行政职业看作满足自己及其关系亲近之人欲望的载体，恣意贪污受贿。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由官民矛盾引发的位居第二。官民之间的政治信任危机使得官民关系失序，陷入空间对立困境，表现为情感隔阂、物理隔离、行为拒斥等。［4］“孟连事件”“江门反核事件”等多例“民告官”事件无不反映出政府公信力弹性空间狭小、修复能力不强。政治信任流失甚至会引发民众的“仇官”心态，动摇社会治理的政治信任基础，政府行政的自主性和有效性难以发挥。

　　（二）行政人员社会性失律化

　　在行政管理实践中，由于行政人员将社会关系引入行政实践过程中，从而出现了行政无视程序规则、有失公允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行政人员社会性失律化。产生此现象的原因在于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实践中受传统关系文化的影响。在现实场域中，行政人员的社会性不断内化增量，而行政制度化、程序化水平不断降低，各种关系纵横交织，其往往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选择行政行为，滥用职权，对资源进行不合理的配置与规划，于个人是职务犯罪，于民众则表现为政府政治信任支持动力匮乏。现时正在运转的行政体系内，制度的政治权威因为关系资源网络而黯然失色，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维护公平正义的作用，背离了公共行政作为社会公正的秤杆，不仅要贯彻落实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国家政权利益的最大化，还要站在人民公仆的立场，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利益的行政原则。

　　（三）“土政策”表面合理化

　　政策是国家为掌控发展方向而发布的规范性、纲领性的一般方针，带有普遍性的特征。由于考虑到下层单位的复杂性，国家一般不会给出一套非常具体、明确、可直接操作的政策规范，于是各个省、市、县、乡、镇、村在具体落实政策时，会制定出一套结合本地情况的规范性政策，即“土政策”。［5］这一类政策最明显的特质就是政策决策者采用区别对待的方式，根据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倾斜程度以及关系亲疏远近的利益偏向来制定政策的实施细则。如果“土政策”利益倾向过于明显而被群众抵制，将会引发上级的问责，致使官民矛盾升级，于是，地方行政部门会采取特殊政策普遍化的方式，制定一系列带有利益偏向的政策，使“土政策”囊括其中，从而为其披上合理化、合法化的外衣。在这方面表现尤为明显的是近年来的环境整治行动。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环保工作，相继出台多项环保监督和环保执法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