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三维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王彦敏 毛欣娟

　　（一）国家起源及中国传统政治优势

　　在国家形成之前，人类社会组织分别经历了氏族、部落和城邦的历史演变，政治组织都是“家族制”的，对组织的统治和管理类似于统治者的“家务”。“伴随着国家的诞生，传统亲戚纽带退居一旁，进而走进政治自身发展”［3］7-8。福山所指的国家，是马克斯·韦伯所界定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

　　福山在《国家构建：21世纪的治理和世界秩序》一书中强调，一个政治有序、社会稳定的国家需要有效的政府和强有力的执政党。综观全球，非洲、中东等国家由于国家能力不足而引起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如几内亚、利比里亚因没有充足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不能提供基本的公共医疗服务，无法解决埃博拉病毒问题；再如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连绵不断，不能稳固本国的政治秩序。由此可见，如果缺失了国家能力，会演化成另一种灾难，国家能力薄弱比民主、法治缺失所造成的影响更严重。近年来，泰国、乌克兰以及中东诸多国家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国家动荡是驳斥西方国家民主输出最佳的证明。由此看来，国家能力是构建良好政治秩序和决定一个国家政治成败的重要因素。

　　福山认为，中国秦朝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通过商鞅变法建立的官僚体制与中央集权为历代封建专制王朝所承袭。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成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而完成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转变。与西方国家的民主不同，我国的民主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改善。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让更多的人体会到“中国模式”的魅力。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权力的过分集中也会影响政治秩序的平衡，引发一系列其他问题，如以权谋私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合理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的权力，在制度上规范、监督权力的运用。

　　（二）中国法治传统与发展近况

　　福山认为，法治制度不是起源于任何国家，而是与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最初的法律是宗教阶层统辖的领域，拥有政权的统治者须从宗教权威处获得庇护，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演化成独立的法治机构，与国家权力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这场博弈中，如果教会战胜了国家，则造成国家权力软弱，甚至数百年无法建国，如意大利；如果国家战胜了教会，则宗教权威沦为国家合法性的工具，产生国家专制，如俄国沙皇。

　　福山强调，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存在强大的教会力量，没有超验的神圣性，因而，中国的政治传统里并不具有对政府实行限权的资源。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重要法典出台，但大多是对刑事犯罪的处罚，法律不但不能够约束统治者，甚至是统治者制定的，而“真正的法治，必须对国家和站在国家背后的主要精英具有约束力”［3］314。古代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权与法律的分离，权力往往会介入法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