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术与艺术——论领导力的同构与异质及其时代内涵/胡 超 闫瑞峰

　　当然，科学并不是只谈理论，而是要作用于实践的。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292他还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1］292同样地，领导科学也不只是简单地通过理论的学习就可以掌握的，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都是来源于领导者日常生活中领导经验的积累。片面地重视理论并不是科学性的体现，对于领导活动而言也是十分危险的。“纸上谈兵”的故事就是个最好的案例。赵括自幼熟读兵书，对兵法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赵奢，但在之后的长平之战中，因为缺乏实战经验而不知变通，导致四十万赵兵被秦军坑杀，从此赵国江河日下。这种只知道夸夸其谈的行为绝称不上是权术或是艺术。不过，如果只是单纯地积累经验，并将理论作用于实践，那么这个人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还远远达不到权术或艺术的高度。那些优秀的领导者除了是理论的实践者，往往还是理论的修正者和创造者。他们或许并未对理论工作进行过最后的梳理，但一定都对理论有着自己独到和创造性的理解。

　　这是因为，领导科学作为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的共同结构，既重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也注重对实际生活中领导工作和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以达至理论的第二次飞跃。毛泽东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1］293可见，只有做到自我创造、自我实践和自我修正，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才能得以保证；领导者也只有通过理论的学习、经验的积累和规律的总结，才能真正打开通往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之路的大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善良的人可以用它来造福人类，邪恶的人也可以用它来危害人间。领导科学同样如此，这世界上既有像诸葛亮这样极具领导艺术之人，同时也存在像司马懿这样精通领导权术之人。虽然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都以领导科学作为基本形态，从而保证了其自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但其在实践中所造成的结果是天差地别、完全不同的。有不少人将权术与艺术的这种差异性完全归因于某种外在因素，即领导主体的人格的好坏。这些人简单地认为只要是好人运用领导科学就是领导艺术，而坏人运用领导科学就是领导权术。这种判断无疑是不准确和错误的，它并没有从权术与艺术的内在性质出发来看待二者之间的真正区别，因此也无法真正指导我们避免领导艺术向领导权术的堕落性转化。实际上，造成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在结果上的差别的原因是二者在根本性质上的不同。

　　二、领导信念：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的分野所在

　　领导权术与领导艺术的本质性差异就在于领导信念的有无。信念并不只是一个固执的念头或一个固定的目标，而是某种具有崇高性和理想性的观念。当然，与一般的那种非理性的宗教信仰不同，信念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是认识、情感和意志的融合，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