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领导干部在社会治理中的管理主义误区与矫正/沙靖宇

　　第三，效率中心。管理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坚持效率中心的目标导向，这也构成了管理主义最为根本的精神内涵。也就是说，在管理主义看来，效率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目标，而管理则是实现这一重要目标的必然途径。例如，行政学创始人威尔逊指出，行政管理研究的目标在于：“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1］也就是说，经济和效率是行政管理价值尺度方面的最高原则。现代管理也正是围绕着效率目标进行管理结构合理化、管理原则科学化、管理过程程序化、管理行为制度化、管理结果可计算化的设计与安排，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效率。

　　二、基层领导干部社会治理中的管理主义误区

　　管理主义所呈现的管控导向、技术治理和效率中心等基本表征，使得其在基层领导干部社会治理中具有很大的应用空间。特别是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管理主义充斥于基层领导干部社会治理的治理思维、行为策略与目标追求之中。由于基层领导干部在理论上对管理主义存在着认知偏差，在实践中过度推崇管理主义，从而导致社会治理出现诸多误区。

　　第一，行政管控的维稳导向。由于管理主义是管控导向的，其在社会治理上所塑造的治理模式也必定是“管理型”而非“服务型”的。事实上，当下基层领导干部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也充斥着管理主义倾向，习惯于采取自上而下与政治动员的刚性行政手段，对社会事务实行简单的管理与控制，甚至将社会治理片面理解为“对社会的管理”。例如，许多基层领导干部在社会治理中，重“刚性”措施，轻“柔性”方法；较多地使用管制、控制的方式，较少地使用民主、服务的方式；习惯于高高在上的命令方式，较少采用平等对话的协商、合作方式。这种行政管控方式在本质上是重管理、轻服务，在社会治理中具有很强的维稳导向。这种维稳导向促使基层领导干部将主要资源和精力都用于维护社会稳定上。特别是有些基层领导干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过度地偏向维稳，而没能正确处理维稳与维权的关系，从而导致诸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结果是越维稳，社会就越不稳定。

　　第二，技术主义的表层治理。当前，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基层领导干部日益注重从技术主义层面来解决各种社会治理难题，这也是管理主义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重要体现。例如，从宏观治理中的城市治理与社会建设到微观治理中的量化考核、目标责任制、专项治理等，均体现着社会治理技术主义的思想倾向。特别是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应用，许多基层领导干部在社会治理中过度依赖信息化手段与数字化管理。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固然有利于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回避了社会治理的深层次问题。对于社会治理而言，技术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在社会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