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民间法的治理功能及现代转型/周铁涛

　　在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合理互动中，应坚持一个原则：只要民间法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国家法应适当认可民间法规则对农村事务处理的结果。即使不是完全认可，也应适当考虑。

　　（三）加强基层权力部门对民间法的引导和改造

　　转型期的农村不能强求治理规则的完全统一，多元化治理规则共同发挥作用的状况将长期延续。面对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国家法的强势介入与过于迁就都不利于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4］。要“重视中国社会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否则的话，正式的法律制度就会被规避、无效”［5］。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是一门艺术，需要农村基层的执法、司法者们充分运用既熟悉国家法律又知晓民间法规则的优势，在一些案件的处理中用心去释法、普法，加强对民间法的引导。一方面，要坚持推进“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让行政执法部门、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与行政相对人、诉讼参加人的接触、沟通中加强对法理的阐释，让更多的农村居民逐步接受国家法的理念。另一方面，要借助国家法的强制力，通过刑事案件的处理，让农民群众感受国家法权威的不容侵犯性，以震慑的姿态推动恶习的废止。目前的农村治理中，更多的民间法规则已经开始向法治化转型，这种转型有一个过程，不能急功近利，只能一步一个脚印。

 

　　参考文献：

　　［1］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64.

　　［2］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172.

　　［3］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8.

　　［4］周铁涛.农村法治化治理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J］.行政与法，2017（4）：31-39.

　　［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36.

　　

　　责任编辑 王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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