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民间法的治理功能及现代转型/周铁涛

　　维护国家制定法的权威性。在纠纷化解进入法律程序后，国家法的功能只能是依法裁处。当然，这种裁处也不能仅仅是书面审理，法官们应深入田间地头，全面了解纠纷的来龙去脉，因为不管是在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的审理中，都必须考虑一个问题——谁的过错、谁引发的纠纷，一般而言，有过错的一方应该承担责任或者至少可以减轻另一方的法律责任。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国家法裁判的最终依据是事实和法律，法律是客观的，事实也是客观的，但如何认定事实，尤其是如何认定案件中的过错，则应适当考虑到民间法的一些内容。比如，张某门前有一棵古树，当地人都认为张某家的平安和发达是源于这棵树生长的地理位置好，能挡灾生财，王某与张某发生矛盾后，肆意去破坏张某家的“风水”，张某誓死捍卫，导致王某重伤。按照当地的传统，类似王某的行为，天理不容，张某无须承担责任，即使承担，也只需要支付部分医药费。但一旦国家法介入，张某势必承担刑事责任，这就出现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法官审理类似案件时，一方面，要维护刑事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另一方面，在查明事实时，不能简单地以一棵树的经济价值来衡量王某的过错，应充分结合当地的习俗来考虑王某的过错，以减轻对张某的处罚。此案的审理中，维护国家制定法的权威是前提，尊重民间传统习俗是量刑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对张某从轻或减轻处罚，则是国家法和民间法合理互动的结果。

　　（二）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认可民间法的治理功能

　　国家法尽管代表国家主流价值观，是文本化了的公平正义理念，要进入农村社会并完全主导农村治理，仍然艰难。“现代法律及其相关的制度都很难进入农业社会、熟人社会或在这样的社会中有效运作。”［3］在实际适用中，国家法并不能化解农村社会的所有纠纷，民间法也不等于对国家法的全盘否定，民间法中有很多合理性的规则，与国家法维护的公平正义相吻合，能保障农村的有序发展。两者间的相互认同和迁就，使国家法与民间法共同构成了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规则体系。在坚持国家制定法的普适性和维护其权威性的前提下，也应为民间法的适用留足空间。事实上，即使国家法不刻意预留民间法运作的空间，在农村居民的自觉维护下，民间法的治理功能仍然客观存在。

　　民间法的治理功能无处不在，可以说每一条得到广泛认可的民间法规则都有其合理存在的价值。经常被人们提及的关于出嫁女需不需要履行赡养义务的问题，似乎是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的经典。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与其他民间法规则联系起来考虑时会发现，人们仅仅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认为女儿应与儿子同等地承担赡养义务，殊不知，农村社会在遵循这一传统的同时还有另一个与之紧密相连的传统——出嫁女不回娘家继承父母的遗产。不履行赡养义务是对《婚姻法》的违法，是在为儿子增加负担；相反，不回娘家继承遗产则是对《继承法》的违反。两相比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仍然存在，只不过两个传统都与现行法律相悖。当类似案件进入司法审理程序后，一些法官仅仅考虑其中的一部法律、一个传统，而不联系其他法律和其他民间法规则综合考虑，当然会导致农民对法律的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