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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中期

欧美国家诚信管理经验对我国公务员诚信档案建设的启示/黄 萍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 作者:黄 萍 日期:2017-10-16 09:36:47
公众对公共权力的信任,即可认定其构成犯罪。高昂的腐败成本,对芬兰的官员和公务员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芬兰公职人员进行决策时规定,必须尽回避义务,否则将受到纪律处分;而芬兰公职人员也自觉坚守公私分明的原则,不把人情往来带到工作中去,自觉回避处理与自身或关系密切人士利益相关联的事项。[2]
  二、我国公务员诚信现状及成因分析
  (一)我国公务员诚信现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社会诚信环境正在逐步改善,但一些公务员的失信行为仍给政府公信力建设带来了不少挑战,成为政府公信力建设的软肋。公务员典型失信行为表现为:在岗不尽职;在公共事件中隐瞒、推诿、不作为;虚报谎报成绩,欺上瞒下;财产申报不实,个人有关事项造假;表面对贪污腐败疾恶如仇,背地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权力寻租;裙带关系;庇护;滥用和操纵信息;私人时间的不当行为;封闭于血缘、地缘、人情为纽带的小圈子行为等。
  (二)我国公务员失信成因分析
  从社会大环境来看,社会信用缺失问题,多少与功利主义哲学的盛行和失信成本的低廉不无关系。公务员不能置身世外,势必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而党风政风是带动社风民风的引擎,公务员的失信行为,若在社会各领域引起蔓延性模仿,社会诚信风尚将进一步被破坏。
  1.道德教育的虚化。言而有信、一诺千金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崇尚的传统美德,儒家思想很重视诚信,但这些诚信要求更多的是局限在强调个人自觉自省上,即慎独的“私德”。公务员失信非小事,更非私事,其诚信是构成政务诚信的必要因子。公务员的诚信是需要约束和监督的“公德”,是他律和自律的统一,是行政教育与自我修养的统一。受传统思想影响,我国道德教育在实践层面和社会约束力方面的要求和设计不足,导致诚信教育效果欠佳。
  2.功利哲学的盛行。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受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把利益最大化作为遵循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部分公务员为追求一己私利不惜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上行下效的结果使得社会诚信受到冲击,失信已成为制约社会运行效率提升的软肋,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论证说:“开放社会是开放和多元的、是公共权力向公众批评开放的社会。开放性的效率,就是人际信用关系的成本。”
  3.信用违约成本的制度性低廉。政府在社会诚信方面还缺乏完善的制约制度,社会公共舆论的监督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对失信者处罚上还缺乏有效的措施,打击处罚力度也不够。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的结果是,失信者不仅没得到应有的谴责和惩罚,反而因此获得不义之财,而守信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和褒奖。在趋利避害的行为法则下,人们发现失信有利可图又代价低廉,因而无所顾忌。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公务员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思想的形成。
  三、公务员诚信档案建设的必要性
  构建诚信档案,把公务员的品行与其个人前途和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对于选拔任用公务员及增强公务员自我约束将发挥积极作用。
  (一)政府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务员的职责涉及公共权力的行使和行政资源的分配,必须让具备诚信自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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