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与女性领导干部职业发展困境探析/陆灵娇 廖晓明 吴小湖

　　女性领导干部职业发展的黄金年龄是25—45岁，这同时也是女性的最佳生育时间。尤其是现在开放二孩后，女性产假时间有所延长，而这段时间又往往是女性的职业上升期，导致越往上女性领导干部越少。这一冲突势必会使正面临升迁节点同时又是生理上高龄的女性在工作与二孩之间难以取舍。

　　笔者通过对比发现，女性担任正职的比例更少。在女性担任的副职中，85%的女性是主管教育、统战工作，这类工作往往投入大、周期长，并且受上级重视程度较低。因此，女性领导干部要想有所晋升，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全国妇联研究所进行了有关女性干部成长规律及培养方式的调研，发现中国妇女参政有“三多三少”特点，即辅助性岗位多、重要岗位少，虚职多、实职少，本职多、兼职少。公共行政领域的女性是典型的“在位”，却一直很少“在高位”。［2］这呈现出一种“金字塔模式”，即处于金字塔基座部位的闲散职位女性领导干部相对较多，越往上达到金字塔顶层，即越趋向权力核心的正职尖端，女性领导干部越少。由此，我们得出第二个结论：女性担任副职较多而正职较少。

　　从第一个结论我们已经发现，本身处于高位的女性就很少了，二孩政策的放开会更加影响女性的成长和发展。女性领导干部的权力被不断削弱，哺育孩子的开支增多和家庭压力明显增大，甚至会让目前的副职中为数不多的女性领导干部数量更为缩减。全面二孩政策的开放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影响我国党政领导班子中的性别比例。

　　最后我们发现，无论是地厅级或县处级，还是正职或副职，都存在一个现象，那就是绝大部分女性领导干部是在人大或者政协等单位任职。越是重要的岗位女性越少，越是容易出成绩的岗位女性越少。在选拔干部时，只保证班子中一个女性指标任务完成，真正优秀的人才被忽略，这也使一些能力出众但“不符合条件”的女性在提拔升迁的过程中遇到阻碍。

　　三、女性领导干部职业发展困境的成因

　　（一）女性与男性的两性差异

　　1.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笔者发现，女性领导干部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同男性领导相比，面临更多的性别歧视。虽然法律明文规定不允许歧视女性，但在一些以保护女性为名却变相阻碍女性晋升发展的政策制度上，性别歧视表现得更为隐蔽。在政府部门中的女性领导干部面临的歧视来自入职、选任、退休等多个方面。同时，女性天生的一些生理弱势，致使在一些较为特殊的岗位上出现只要男性干部或者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男性干部的现象。伴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到来，母亲出于天性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工作家庭两边兼顾，让女性干部疲惫不堪。因照看孩子而误工、迟到早退等现象增多，致使单位放弃对女性干部的培养。机会少直接决定了她们在决策结构中的弱势地位，从而导致女性自身调低对未来职业的期望。

　　2.对女性的性格歧视。许多女性在孕期会由于妊娠激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