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文化的社会治理价值探析/周立军

　　（二）社会层面

　　余秋雨曾指出：“我们的文化经常把精力放在两个‘廷（庭）’上，一个是朝廷，另一个是家庭。它强调对朝廷要忠，对家庭要孝，忠孝两全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目标。”［7］但朝廷（现指国家）和家庭之间还有广阔的、长期被人们忽视的空间，即社会。社区、学校和单位及社会组织等在内的社会是弘扬和建设孝道文化的主要场所，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环境。

　　首先，社会要重新唱响孝道文化主旋律，掀起全社会敬老、爱老、养老、重孝、行孝的优良风气。引领干部和百姓守孝悌，尊“五伦”，修“八德”。干部要做孝的表率，以行孝赢民心、塑威信，并带领群众行善、向上，共同治理公共事务。其次，学校要发挥孝道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发挥德育主渠道作用，把孝文化作为学校德育主渠道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新的德育价值观为切入点，将科学的现代德育课程观融入不同类型的德育课程中，充分发挥各类德育课程的协同作用。再次，创新孝道文化活动载体，丰富公共服务的内容与形式。丰富多样的文化艺术形式，既可承载伦理、道德等人文内涵，又相较于抽象的说理更易被民众接受，能够发挥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作用。最后，发挥孝道文化的价值塑造功能，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孝敬美德为灵魂和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孝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渊源，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8］。

　　（三）国家层面

　　国家虽然不是孝道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主体，但应在弘扬孝道文化、创新社会治理中发挥总揽全局和引领作用。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中创造出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就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首先，抓好顶层设计，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弘扬孝道文化、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涉及中华文化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宏伟工程，必须站在国家高度来进行顶层设计，科学定位，必须作为一项战略来推行，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支撑保障。联合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社会保障部及中华文化协会，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积极开展“中华孝道孝行天下”等主题活动，形成传承孝道文化、提升全体公民素质、重塑社会良好风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氛围。其次，加快建设包含孝道文化的公民道德体系和法律法规。我国现阶段初步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