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生态与中国本土政治心理学之创辟/刘 崧

　　（三）权力的人格化与对人不对事

　　性情化生存的结果是抒情发达，而逻辑和抽象欠缺。中国人大多不擅长抽象思维，这不是说中国人天性愚钝，而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决定了抽象和逻辑不会成为显性需要。根据列维-布留尔的研究，不同的思维模式与不同的社会类型（而不是不同的种族）相适应，理性精神和逻辑抽象是人的自由个性成熟的结果［14］。而在传统宗法共同体的社会格局下，中国人的独立个性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理性精神的匮乏使中国人倾向于在感性中把权力和人格混合起来——这正是人治的心理基础。对中国人来说，权力总是人格化的。对中国人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从来不是什么抽象的原理，而是具体的某一个权威人物说过的话，如《论语》《六祖坛经》《朱子语类》《毛主席语录》等［8］188。在人的独立人格和理性精神充分发展起来之前，中国政治潜在地具有人治的心理驱动。不难推断，权力人格化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对人不对事。这与对事不对人的现代法治精神可谓是南辕北辙，不利于建立非人格化的现代治理体系。

　　（四）脸和面子分离导致形式主义

　　鲁迅先生在《说“面子”》一文中说：“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前文反思过道德性面子与社会性面子（脸与面子）的区分，当一个人为了面子而不惜虚饰自己的时候，就成了“死要面子不要脸”。中国政治活动中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之所以屡禁不绝，在于面子驱动已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了人们的一种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此外，脸和面子的分离还明显地表现于公共活动与私人活动的分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的言谈都有所顾忌，具有某种仪式性、象征性的面相。公共场合不敢随意表达，在心里压抑，于是只能发泄于私人活动中，由此形成了私人领域特有的狂放不羁，催生了肆无忌惮的集群话语冲动。

　　显然，面子生态的诸多消极影响不利于构建正直、诚信、透明、公正的政治生态。当然，面子生态并非全无是处，它也有积极的方面。比如，我们可以利用中国人的情面动机来建立相应的情境性领导和人情化管理；也可以因顺中国人的面子需要，通过面子驱动来激活官德教育；还可以从家庭这个最关键的机能组织入手，通过培育良性家风来推动社会风气和政治风气的转变；此外，我们还可以研究面子生态与政治生态的结构性关联，通过规避面子生态的负效应来防止腐败的发生等。

　　　　

　　参考文献：

　　［1］明恩溥.中国人气质［M］.张梦阳，王丽娟，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2.

　　［2］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